楊昌濟：欲栽大木拄長天

　　插畫/何朝霞

? ? 壹

　　影珠山地處長沙東北部，南北長約七公里，與汨羅形成天然的分界線。

　　山名“影珠”，平實的說法和傳奇的說法各取其一：“山頂有井，其影如珠”，屬于前者；“山頂神廟內，曾經鎖著蛟龍，偶見龍珠現影，故得名”，屬于后者。

　　影珠山又稱隱居山，前有南朝陶真人隱居此山的傳說堪充佐證，后有向愷然（平江不肖生）的武俠名著《江湖奇俠傳》廣為揄揚。

　　影珠山海拔500余米，“山極高大，雄鎮一方”，若謂《長沙縣志》此語夸張，長沙民謠則更為夸張，“影珠山，離天三尺三，人要低頭過，馬要卸雕鞍”。很顯然，這類夸張的戲碼屬于民間保留劇目。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倒是沒錯。板倉沖就在影珠山下，它是近代著名學者楊昌濟的出生地。楊昌濟父親楊書祥靠教授私塾養家，母親向氏能夠識文斷字，以仁慈著稱鄉里。楊昌濟從小受淳厚的家風滋潤，以耕讀為本，一直都是親友和鄉鄰眼中的讀書種子。

　　楊昌濟八歲失母，十四歲失父，哥哥楊昌運染上鴉片煙癮，難以自拔，因此年紀輕輕就擔負起家庭生活的重擔，好在他擁有秀才資格，教書養家之余，仍然刻苦自修。他放心養靜，制欲持恒，給自己定下了極明確的近期目標和遠景目標：“一旬之中，不容有一書之闕；一月之中，必須有數十條通透之識；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須有一二卷之成書；十年之中，必須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須大成……”在外出授館的最初幾年，楊昌濟就已認識到教育的首要追求和最高目的應該是轉移青年學生的性情，“能移子弟性情使篤厚，是第一等教法，教之本也；講解經書，其用也；文藝，末也。”放在當年，這可是相當了不起的見解。

　　楊昌濟崇拜湘賢曾國藩，尤其欽佩曾國藩修身治學時運用的方法，即孜孜不懈地求真務實。樸實為人，扎實做事，平實立論，不嘩眾取寵，楊昌濟對自己始終如此要求，對學生也始終如此要求。他曾轉述道：“滌生日記，言世要轉移風氣，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不忌人，實者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

　　曾國藩字滌生，許多傳統讀書人有志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將曾國藩日記當作頭號參考資料。

　　1890年、1893年，楊昌濟連續參加了兩次鄉試，都不幸落榜，苦悶之余，他賦詩喟嘆：“余生真草草，桂短折堪憐。孤憤遭窮厄，牢騷損歲年。”

　　劇變的時代容不下個人太多的迷茫、頹廢和傷感，它很快就拽著楊昌濟一路狂奔，腳步根本停不下來。

? ??貳

　　1898年春，楊昌濟入岳麓書院求學，恰逢維新變法運動在湖南漸入佳境，南學會初開，民主氣氛濃厚，作為通訊會友，楊昌濟總是興沖沖地前往會場聽講。其中提問環節，他詢及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主講人譚嗣同的回答十分誠懇：“于圣賢微言大義晦盲否塞之秋，獨能發如此奇偉精深之問，此豈秦漢以下之學者胸中所能有哉？茲事體大，余亦何敢論斷。總之以民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為是，則頭頭是道，眾說皆通矣。”

　　譚嗣同稍許思索，即闡發民主的精義，以此詮釋他對“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理解，這給楊昌濟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1898年夏，譚嗣同在湖南創立延年會，“其用意在于省去無謂之應酬，以所省出之精力時間讀書辦事。謂計人壽命之修短，不以其年齡之多少，而以其作事之多少。如作事多則雖中年亦可云壽考 ，如作事少則耄耋亦可云夭折。省去無謂之應酬，則人人可多辦事，人人延年益壽矣”。延年會的宗旨為“精勤”二字，古人稱“仁者壽”，譚嗣同稱“勤者壽”，這個觀念更接地氣，也更健康。楊昌濟本就樸實勤奮，對延年會的宗旨自然是舉雙手贊成。

　　譚嗣同對楊昌濟的影響之大非比尋常，甚至超過了曾國藩對他的影響。譚嗣同這位俠士佛子具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向死而生，勇于求變，無疑是“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萬世”的仁人，楊昌濟向學生反復強調“譚瀏陽英靈充塞于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在很大程度上，譚嗣同的《仁學》沖擊震蕩了楊昌濟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堪稱“精神核爆”。他在日記中寫道：“余研究學理十有余年，殊難極其廣大，及讀譚瀏陽《仁學》，乃有豁然貫通之象。其《序》言網羅重重，與虛空無極，人初須沖決利祿之羅網，次須沖決倫常之羅網，次須沖決天之羅網，終須沖決佛之羅網。心力邁進，一往無前；我心隨之，猝增力千萬倍。開篇言以太能顯出宇宙之全體：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地球，自地球而太陽，自太陽而昴星，自昴星以及無限之世界，皆互相維系，終古如斯，無非以太之力。吾由此知吾向所抱持之宇宙觀念，不免太狹隘也。”何謂“以太”？它就是除了水、火、氣、土四大基本元素之外的第五元素。

　　楊昌濟還支持譚嗣同組織的湖南不纏足會，可見他對女性是十分尊重的。有一次，他發現湘籍詩人易順鼎在慈音學會題詩四首，對女子顯露出輕薄褻玩的態度（將中上流社會的女士與下流社會的妓女等同視之），便在《達化齋日記》中嚴厲地批評道：“中國人對于女子毫無敬意，純以玩具視之。以淫具視人者亦以淫具自視，多見其鄙賤而已！”

　　易順鼎沒資格代表全體中國人，只能代表一小部分男人，但楊昌濟的語意并不含混。

? ??叁

　　想有大胸懷，須開大眼界。

　　20世紀初，楊昌濟認識到“處此時勢，非有世界之智識，不足以任指導社會之責”，于是他出洋求學，留學日本六年，留學英國三年多，游學德國九個月。出國前，他決定改名為“懷中”，其義自明：身在異域，心懷中土。

　　1903年，楊昌濟年逾而立，考取公費留學日本的資格，這批湘籍學子中，有陳天華、劉揆一，后來成為了革命黨，還有朱德裳，后來成為了著作家。由于楊昌濟年齡最大，學識最淵博，大家都尊稱他為“懷翁”。船過洞庭，眾人登臨岳陽樓，楊昌濟心潮澎湃，感慨萬千，賦詩一首題壁：“大地龍爭日，英雄虎變時。蒼涼萬里感，浩蕩百年思。日月自光耀，江山孰主持？登樓一憑眺，此意竟誰知？”

　　楊昌濟這首五言律詩呼喚變革，同伴們都激賞有加，認為它情思深遠，氣魄宏大，朱德裳贊之為“絕類譚瀏陽先生”，最得要領。

　　到了日本，楊昌濟先入弘文學院，后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當時，同鄉好友黃興主張民族革命，受其影響，楊昌濟一度有意學習軍事，但參練過一次兵操后，他就心中有底了：“吾自度非破壞才，且志在學問，不能從軍也。”

　　某日，友人置酒相邀，請楊昌濟赴蒲田看梅。席間，楊昌濟輕輕擱下酒杯，環顧左右感嘆道：“吾輩皆三十許人，學問尚如此，再不自立，何以為人！”

　　此言一出，席間眾友聞之，無不動容。

　　楊昌濟告訴李肖聃：“為學之要，在乎躬行，左文襄所謂‘無實行不為識字’也。”他要躬行的是用倫理教育改造出一代新人，這與革命形成互補，畢竟破壞只是革命的初始手段，建設才是革命的最終目的。舊法不可不變，就看怎么去變。“法之變有二：有變之自上者，有變之自下者。變之自上者，效速而易遷；變之自下者，效遲而可久。”具體而言，政治變革自上而下，動靜大，卻難以持久，并不可靠；教育變革自下而上，動靜小，潤物細無聲，收效卻不可低估。他說：“欲強中國，當蓄力于小民。士大夫積其教化之功，小民各自積其學問、閱歷、興舉、擴充之功。積累久之，民智大開，則浡然興起而莫能御之矣。”

　　李肖聃得過楊昌濟許多教益，曾撰文感慨：“懷中感人處，在志氣真切，意味深厚，純然學者之用心，今之人不逮也。”不逮，就是不及、不如的意思。

　　優秀的學者必定極其敏感。當年，日本人瞧不起中國人，時時處處表現出來。有一次，日本老師講西洋歷史，隨興發揮，說是中國人就跟古羅馬人一樣，只知珍愛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太在意本國的土地被異族占領，甚至以本民族的文化能夠同化異族而妄生驕傲之情。楊昌濟頓時就覺察到，日本老師的這番言論實有弦外之音，竟是在鼓吹“侵略之合理性”，暗藏“入主中國之思想”，心中就立刻產生了大不平。

　　1909年春，受清政府歐洲留學生總監蒯光典之召，楊昌濟離開日本，前往英國，入蘇格蘭阿伯丁大學哲學系，專攻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他對于倫理學上的各種主義，如禁欲主義、快樂主義、功利主義、利己主義、利他主義等等，都有廣泛而深入的考察和比較。他贊賞英國社會普遍實行AA制，認為中國人禮性重，請客吃飯常不免鬧心，易造成偽善，反而于德有礙。他學以致用，日后與學生同坐渡輪，堅持自己出錢購票。

　　在英國，楊昌濟的精神并不孤單，有多年益友、飽學之士楊毓麟常相過往，一起探討人生，切磋學問，這種其樂融融的氣氛彌漫于他的詩作之中：“城南攜手日，岳麓縱談時。山水足清興，蒼茫寄遠思。風云驚變幻，身世劇推移。五夜聞雞起，千秋信所期。”

　　他們是長沙城南書院的同學，曾在岳麓山上縱談，時光如梭，過去十多年了，國內風云變幻，游子離家也越漂越遠，但他們理應自勵而共勉，聞雞而起，對于未來持樂觀的預期。只可惜楊毓麟神經衰弱，聽聞黃興領導的廣州起義宣告失敗，革命力量損失慘重，精神苦悶之極，便留下遺書，在利物浦投海自盡了。楊昌濟對楊毓麟評價很高：“工文辭，有遠識。其不可及處，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誠，蓋并世所罕覯也。”楊昌濟在日本時，遇上陳天華投海，在英國時，又遇上楊毓麟投海，愈覺志士救國欲速則不達，救育雖緩不濟急，尚可投注心力優為之。

　　1912年夏，楊昌濟從蘇格蘭阿伯丁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然后他去瑞士游覽，去德國考察政教。參觀德皇波茨坦離宮時，他聽朋友講述了一個故事：德皇威廉一世嫌波茨坦離宮附近的一座磨坊礙事，便派人將它強行拆除，磨坊主是條硬漢子，憤然上法庭狀告德皇，結果法庭判決德皇重建磨坊，并賠償損失。事后，德皇服從判決，并欣慰地說：“我國法庭如此公正，我犯的大錯，他們都有膽量毅然判決，這是我國最可喜的事情！”楊昌濟對此案的了結感觸極深，在日記中寫道：“西人之尊重法則不屈于權勢有若此者，乃東洋人之所未曾夢見也。”

? ??肆

　　十年彈指一揮間，楊昌濟泛洋歸來，清朝已變成民國。

　　1912年秋冬之際，湖南都督譚延闿欲羅致楊昌濟為湖南教育廳廳長。眼見世態變了，但各方面仍換湯未換藥，楊昌濟失望之極，羞與政客為伍。此后五年間，他應聘于省立第四師范、第一師范、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和湖南商業專科學校，在長沙做教書匠，竟甘之如飴。

　　1913年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隨即爆發“二次革命”，袁世凱心腹愛將湯薌銘任湖南查辦使，肆意捕殺革命黨人。這年10月13日，湯薌銘殺害了楊毓麟的胞兄、省財政廳廳長楊德麟，楊昌濟奔走營救，全然無效，他淋雨回家后，大罵兒子楊開智，實則是憤恨之情無處發泄。后來，消息傳至日本，訛為楊昌濟一同遇害，黃興聽聞噩耗，極驚心，也極痛心。當年在局勢險惡時段，湯薌銘的幕客登門勸說楊昌濟主動拜訪湯將軍，暗示他會有好果子吃，楊昌濟相當硬氣，把對方的“美言相誘”當成了耳旁風。

　　次年，楊昌濟與好友黎錦熙辦起《公言》雜志，所發表的《余改良社會之意見》強調自由平等，尤其強調容納異見，方顯公心，好同惡異，純屬野蠻。同時他也指出，胡謅妄語跟言論自由并非一碼事，必須力戒，提倡誠實。《公言》只出刊兩期，就被湯薌銘下令封禁了。

　　《新青年》創刊，刊發了楊昌濟的《治生篇》《結婚論》等論文和譯作。還刊發了他推薦的一些文章，例如毛澤東撰寫的《體育之研究》。

　　楊昌濟最用心著力的方面仍是教育，這從他的詩句“強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可以看出。他在湖南高師開課西洋倫理學、教育學和哲學，“其規劃皆先生之首創”。近代教育家曹典球的點評相當精到：“先生自精研中國經史、性理諸學數十年之后，又繼續在日、英二國苦學九年之久，對于中西學術源流、政治風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養省察，事事物物，無不加以詳密之分析，而后出之為語言，發之為文章，經師人師，備諸一身。以故來學之士，一受其熏陶，無不頓改舊時之宇宙觀，如飲醇漿，受其影響。”

　　楊門眾弟子幾乎都見過恩師在長沙寓所門框上掛著的那塊一尺來長、三寸多寬的銅牌，上書隸字“板倉楊”。五年間，這塊銅牌從河東到河西，再從河西到河東，楊昌濟把家搬到何處，它就掛在何處，總有好學的青年徒步前來問學求教。毛澤東、蔡和森、肖子昇、陳昌、張昆弟等弟子都是“板倉楊”書房里的常客，他們組成一個哲學研究小組，從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周六或周日，就在楊家討論哲學問題，彼此介紹進步讀物，交流讀書心得，“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一些進步教員，例如黎錦熙，也被吸引到這個圈子里來。

　　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楊昌濟乃公認的精神導師。原因很簡單，新民學會制定的紀律，“不虛偽”“不懶惰”“不浪費”“不賭博”“不狎妓”，都是楊昌濟的一貫主張。此外，他們不混世，不受生活瑣事羈絆，不向腐敗社會妥協，出淤泥而不染，這也與楊昌濟對于政治和生活的態度高度一致。

　　楊昌濟受曾國藩影響 ，將每天記日記當作修身功夫來做，也鼓勵弟子門生每天記日記，有時還會借閱他們的日記，感受新風。在1914年的《達化齋日記》中就有這樣的內容：“閱陳生昌日記，載有肖生旭東數語云：‘不為我造就我，而為國家造就我；不為我求學問，而為學問求學問。’頗有所見，故錄之于此。”“閱熊、肖二生日記，知船山學社切實講船山所著之書，此事深愜鄙意。劉艮老之緒論亦甚平實，青年肯往聽講，必有益也。”

　　劉艮老是船山學社首任會長劉人熙，卸任湖南督軍兼省長后，就潛心研究王夫之的學說。

　　出版家、教育家舒新城回憶自己在湖南高師的讀書生活，感嘆道：“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動者為楊懷中（昌濟）先生……當時他教我們的是倫理學。他的道德觀是融合中國的性理學與英國的功利學派的倫理觀而貫通之，故極重實踐。其處世接物一本至誠，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為歸。他律己極嚴，不吸煙，不飲酒，讀書作文均正襟危坐，處以虔敬，但對他人則并不強加干涉。常謂美之所以為美，須有多態統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為不害及群眾，應聽其自由。在經濟上尤為耿介，除以勞力所得，絕不妄取一文，而于物盡其用，則特別注重。”

　　言傳身教，潛移默化，楊昌濟“欲栽大木拄長天”，可謂用心于培元固本。

　　眾所周知，楊昌濟是楊開慧的父親，是毛澤東的業師和岳丈。毛澤東在延安曾告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后來我與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的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澤東還說，他寫過一篇文章《心之力》，楊昌濟給他打了一百分。

　　1915年4月，楊昌濟日記中有一段記載，可見他與弟子交流之順暢：“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于致富，富則在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稀。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時又曾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歷也。” 誠然，農家多出異材，遠的有曾國藩、左宗棠作為榜樣，近的有梁啟超作為楷模，楊昌濟常以此勉勵弟子。師生間知根知底，這樣聊天，多么開心！多么暖心！

　　1915年夏，楊昌濟舉家遷至岳麓山下，家中特意給青年學生辟出一間客房，吃飯一大桌，睡覺也有床鋪，他們談天說地，更加盡興。

　　楊昌濟不僅重視操行、學問，也重視體育，常與青年學生一起鍛煉身體。

　　1917年9月16日，他與弟子毛澤東、彭則厚沿鐵道徒步至昭山，“晚飯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盤沙對語，涼風暖解，水波助語，不知樂從何來也。”六天后，在長沙他又與毛澤東一起到湘江游泳，然后去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居處暢談，當晚就住在蔡家。翌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側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書院后下山，山風大發，空氣清爽，空氣浴，太陽浴，胸襟洞徹，曠然有遠俗之慨。歸時十一句鐘矣。”深秋時節，他仍與學生去湘江泅泳。

　　“人多言北風過大，天氣太冷，余等竟行不顧，下水亦不覺冷，上岸亦不見病。堅固皮膚，增進血液，擴充肺腑，增加氣力，不得謂非運動中最有益者，人言固不足信也。”在這年9月底的日記中，他寫道：“今日與郭君自存、族叔敬清同游岳麓，遍訪名勝，至日西沉始歸。歸后復與毛君澤東、李君瑞倫、張君超、鄒君蘊真、彭君道良等十六人，租二小舟，環水陸洲一周，清風明月，醉酒歌詩，亦甚樂矣。”

　　從《達化齋日記》中諸多記載來看，楊昌濟住在岳麓山下的那段時光，天天有弟子作陪，有山水可樂，閑則游泳，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 ??伍

　　1918年夏，楊昌濟接受蔡元培的聘請，任北京大學文科倫理學教授，住在北京豆腐池胡同九號。湘籍名士楊度慫恿他利用人脈活動，出任教育總長。楊昌濟對楊度、章士釗說：“我決不做官，我要教教書，著書立說。在北大教課，可常與蔡元培、李大釗、周樹人等學者交談，豈不更好？”楊度喜歡吃政治飯，吃相如何，有目共睹，此前他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鼓吹帝制，渾身沾滿過蟲蟻腥臊。楊昌濟注重為己之學，看輕應時之技、登龍之術，他始終堅持正見，努力把學問做好，不肯聽從朋友老鄉的擺布。

　　入秋，楊昌濟寫信給章士釗，勸他棄政歸隱，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政治漩渦中誠非吾輩所應托足，無補國事，徒有墮落人格之憂，宜飄然遠引，別求自立之道。今日之事，當從底下做起，當與大多數國民為友；凡軍閥、官僚、政客，皆不當與之為緣。不當迎合惡社會，當創造新社會；當筑室于磐石之上，不當筑室于沙土之上也。吾輩救世，惟賴此一枝筆；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望幡然改圖，天下幸甚！”

　　章士釗一身兼飾政客、教授、媒體人、律師、清客等眾多角色，其經歷多姿多彩，楊昌濟長年專心于學術，兩人的志向和目標毫無共同點。楊昌濟的勸告是否如秋風射馬耳，也只有章士釗能夠給出答案。

　　1919年初冬，章士釗起程赴法國游學，楊昌濟聽說后，在日記中寫下歡悅之語：“幸吾言之見用，此于行嚴甚為有益。”行嚴是章士釗的字。

　　楊昌濟嚴于律己，常自謙為“朽木”，每日三省其過錯。未寡言，即戒之；稍自滿，遂克治；偶然托大，譏議人短，則自我批評，以期做到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一年四季洗冷水浴；避免被無益的小事戕殘性靈；廉于所取，非勞力所得，不妄取一文。他讀書勤，涉獵廣，思考深，筆記細，尋根究底，窮理析疑，猶如福爾摩斯探案。

　　有一次，他告訴學生：“我無過人者，惟于‘堅忍’二字頗為著力。常欲以久制勝。他人以數年為之，吾以數十年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而卒為圣學之宗，堅忍之效也。余嘗謂天才高者，其成就反不如天才較低者之大，要視其堅忍之力何如耳。”

　　這種“以久制勝”的堅忍精神，被楊門眾弟子稱為“達化齋的法門”。

　　1919年夏，楊昌濟在《國民》雜志一卷一期上發表《告學生》一文，強調學貴力行，號召學生“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五四運動”引發的時代潮音令他振奮，此言發自肺腑。

　　之后，楊昌濟讀到《時事新報》上一篇題為《少年，馳騁》的文章，將老人視為應踐踏的污泥、塵垢，不免心驚。他在日記中寫道：“我雖未老，然已屆中年，但吾氣浩然，仍懷邁往無前之志，以百年為期，尚可作五十年之研究也。要之，學貴日新，與年俱進，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吾亦曰：‘我這少年的精神不可死！’”

　　楊昌濟時年四十八歲，以百歲自期，“尚可作五十年之研究”，相當樂觀，其個人精神與時代精神完全合拍，確實一派生機。

　　為改變中國社會中行之已久的教育，楊昌濟殫精竭慮，循著博學、深思、力行的路徑前行，事無大小，全力以赴。其專著《倫理學原理》《西洋倫理學史》《倫理學之根本問題》廣獲好評，學問日進無疆，正待結出更多碩果，卻因積勞成疾，不幸歿于知命之年。

　　胡適為楊昌濟的譯著作跋，其中有言：“楊先生不幸于本年病歿。他是一個勤苦的學者，他臨死前不多時還有信托我問杜威博士歐美最新出版的倫理學書籍，可見他至死不懈的精神。”

　　李肖聃撰文悼念楊昌濟，字字句句情真意摯：“楊懷中之死，念人心傷，好學之篤，立志之堅，誨人之勤，求之友輩，遂無此人。……君于三十以前，既意量之淵遠，大有得于時代精神。其意氣似純出于和平，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而浩然有以得于己，則姜生自謂不及也。今世道之不明，而學之不講也，久矣。欲人之有志于為己之學，而不為逢時之術，蓋亦難矣，然亦視士所自立者何如耳。君，寒士也，誠樂乎道，而不以窮餓動其心，此其學之所以日進不已也。”

　　楊昌濟于臨終之際，仍然用低弱舒緩的聲音給前來探望他的湘籍名士方叔章講述宋儒故事，“說畢，語叔章：‘吾意正暢。’旋一笑而瞑”。

　　這真是大學者最典型的離開人間的方法，當然，也是最愜意的離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