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澤南：程朱而后此純儒

　　壹

　　湘江如一線美麗風景，穿長沙而過，孕育出這片土地上的新生與希望。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羅澤南入讀湘江邊的城南書院。后來，他為清廷武裝注入新血液，被譽之為“湘軍之父”。

　　嘉慶十二年十二月（1808年1月），羅澤南出生在長沙府湘鄉縣的一戶農家。11歲那年，他將所居之地的藥房、染房寫了一副對聯：“生活萬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12個字，寫實又抒懷，不同凡響。羅澤南14歲讀《左傳》，常自命題，仿其篇法為家人和鄉鄰作傳記，莫不蘊藏戰、守、攻、取之謀略。

　　祖父鐘愛羅澤南，抱振興門庭之厚望，聞其書聲“則拈須自喜，饑寒俱忘”。但家境貧困，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有時連粥都吃不上。為供其讀書，祖父“一布袍親持入典肆六七次”。鄉鄰勸羅澤南改習他藝謀生，祖父嚴辭拒絕：“吾不能以田地貽子孫，獨不能以書貽之乎！命應餓死，不讀書遂能免耶？”并對羅澤南說：“吾之以汝讀書者，欲汝明大義、識綱常，不墜先人清德耳。”

　　18歲的羅澤南娶妻張氏，開始了應試、教書養家生涯。因未過童子試，教書報酬低微，難以維持家計。在椿樹坪教館時，他將省下來的肴饌點心，步行十多里山路帶回家，供祖父食用，恪盡孝道。

　　為了科舉，羅澤南深造于湘鄉漣濱書院。婚后數月，他接連失去母親、兄、嫂三位親人，留下少不經事的侄兒，不得不中斷學業。吃得苦、霸得蠻的羅澤南，一邊做塾師，一邊寂寞板凳、長夜孤燈相伴，“奔走衣食之余，竊自乘夜讀書，冀成先志。所居窮僻，師承無人，螢燈糠火，夜以繼日，蓋留心詞章者有年”。

　　道光十五年（1835年），旱災、瘟疫并起。羅澤南長沙應試又落第，黯然回家。半夜，他敲開家門時，妻子張氏嚶嚶啜泣，家中粒米無存。三兒子已去世多日，侄兒病劇，第二天亦去世。張氏悲傷過度，雙眼失明、雙耳重聽。十年間，羅澤南失去了11位親人，家庭屢遭變故，夫妻疾病纏身，“奇窮至戚，為人世所罕見”。

　　宋代以來，儒學地域化，形成具有各自學術傳統、思想特色的學派。北宋時期，有理學鼻祖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張載的關學；到了南宋，則有朱熹的閩學。經世致用的湖湘學派特立獨行，和主流儒學頗有分歧，故科舉中湖湘學子表現并不太佳。

　　次年，湘鄉流南塘授徒時，同館的王安輔引導羅澤南閱讀《性理》。《性理》即《性理大全》，編定于明永樂年間，收錄有周敦頤《太極圖說》《通書》，張載《西銘》《正蒙》，邵雍《皇極經世書》，朱熹《易學啟蒙》《家札》等著作，是一部程朱理學集成之著作。

　　羅澤南“究心洛閩之學”，確立理學為治學方向，大徹大悟，與“湘中臥龍”劉蓉（后官至陜西巡撫）談論《大學》明新之道，劉蓉為之嘆服，結為莫逆之交。隨后劉蓉閉戶讀書十年，常與羅澤南書信往來，相互勉勵。

　　研究理學的羅澤南“為文不規時趨俗以求茍得”，“七應童子試不售”。科舉不順的他沒怨天尤人，罔顧艱難困苦，屢敗屢戰。道光十九年（1839年），第八次童子試，府試題“舉枉錯諸直”。31歲的羅澤南“取古今賢奸進退之故，反復勘論，包熔經史”。考官見之，嘆曰：“此奇才也！”遂取冠軍。

　　中了秀才，有了入學城南書院的資格。羅澤南喜極而泣，告慰祖父和母親的在天之靈：“吾大父及吾母勤苦資讀，期望有余，今不得及見之以稍慰也，痛哉！”

　　貳

　　城南書院為南宋大儒張栻之父張浚在南門外妙高峰所建的居所，是私家園林，也是書院。張栻和朱熹在此講學論道，發展了湖湘理學。

　　長沙這座城市的超凡之處似乎總在不斷吸引智者，賡續湖湘文脈。書院采用個別鉆研、相互問答、集眾講解相結合的教學方法，研習儒家經籍。山長賀熙齡曾任湖北學政，是經世致用派學者。其教學“誘以義理、經世之學，不專重制藝、帖括”，提倡經世致用，不專注于八股文，引導學生鉆研實用科學。

　　頭戴“府試冠軍”桂冠的羅澤南，認識了一幫意氣相投的同學。他與寧鄉的劉典(后官至陜西巡撫)、瀏陽的謝景乾共桌凳、同硯墨，和左宗棠更是“兩人以志行道德相砥礪，以學問義理共研討”。

　　他們讀漢宋先儒之書，崇義理之學，窮經而致用；他們登妙高峰，眺看江波岳色，贊瀟湘之靈秀；他們講習討論，互相激勵，間或議論時政來開闊視野。多年后，左宗棠回憶其成長經歷：“稍長，從賀侍御師游，尋繹漢宋先遺書，講求實行，常與羅羅山、丁秩臣為友，亦藉窺正學階梯，不陷于詞章，利祿之俗說。”“羅羅山”即同學間羅澤南的昵稱。國家危難時，羅澤南、左宗棠都經世致用，練勇、建軍詮釋家國情懷。

　　羅澤南入學城南書院，直接好處是成為生員，這意味著考取了“教師資格證”，有資格去經館任教，待遇提高，經濟狀況得到改善。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又因學政歲試一等，成為廩膳生，由府、州、縣按時發給銀子和補助生活。

　　羅澤南賺取了養家糊口的銀子，還娶妾周氏。他喜新不厭舊，與結發妻子張氏感情甚篤，為張氏買了“跑胡子”。失明已久、又重聽的張氏打“跑胡子”，估計是靠“摸牌”來消磨時光。

　　城南書院肄業后，羅澤南游學長沙。他拜師訪友，以廣見識，以開心智。通過劉蓉，結識了精通理學、經世之學的郭嵩燾、郭昆燾兄弟。還不斷拓展上流人脈和學問，形成自己師友圈。

　　在刺史左輝春家授徒時，唐鑒正在長沙家中。他前往問學，得唐鑒賞識，相處甚洽，過從無虛日。

　　唐鑒乃善化（長沙）人，晚清大名鼎鼎的理學家，提倡經世致用，曾任太常寺卿（掌管宗廟祭祀的長官），正三品。在京時，唐鑒送自著的《畿輔水利》給曾國藩，楷書條幅：“不為圣賢，則為禽獸。只問耕耘，不問收獲。”曾國藩跟其治學一段時期，學問大有長進。

　　唐鑒非常器重羅澤南和劉蓉，為其作詩：“乃于眾木中，迥欠最高枝。傲霜吾豈敢，相與共扶持。”期望他們成為理學“最高枝”，相互扶持，共衛圣道。

　　同時，羅澤南與賀長齡也交往密切。賀長齡是賀熙齡之兄，著名經世致用派學者，歷任江蘇布政使、貴州巡撫、云貴總督，其時為朝廷中湖南籍職位最高官員。

　　賀長齡愛才，重教育，創辦書院，倡辦義學，參與編撰相關學著。任江蘇布政使時，聘邵陽人魏源為幕僚，請他選輯清朝開國以來有關社會現實問題和經世致用論文，編成《皇朝經世文編》。全書包括軍事、財政、公共工程、水利四方面知識，讓士子大開眼界，以致續編、三編、四編、五編、補編、新編接踵問世，蔚為大觀。

　　羅澤南關注湖湘士風，發現湖湘士子的“名士派”多懾于外國列強堅船利炮悲觀厭世，心向山林，無所作為；“經濟派”則多為虛浮驕奢、剛激妄斷的寡謀之士，徒務浮事，缺乏救世之手段。他認為空談誤國，實學方可救國，“名士，不體于性天，終為六朝之荒誕；經濟，不愿于道德，即是五伯之雜圖”。大膽提出：“治國平天下必先格致誠正修齊，始為有本之學，若徒誦于口耳而不先于躬行，是無源之水必不能放乎四海，無根之木必不能營其枝葉也。”

　　湖湘士子常聚會，交流切磋學問，互相啟發促進。后來，左宗棠回憶與羅澤南及其弟子王錱、李續賓等人相會情景：“紫光畫閣且遲開，竟羨長沙好秀才。省識舊游如昨日，春風歸詠定王臺。”

　　羅澤南治學雖遲，在師友幫助下，堅定不移地學習和實踐，歷經時間打磨，學問大有長進，逐步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哲學思想。教學、作戰余暇，他潛心著述，著有《人極衍義》《周易朱子本義衍言》《姚江學辨》《讀孟子札記 》《小學韻語》《西銘講義》《皇輿要覽》《周易附說》等多種。年少凄苦、門庭多故的羅澤南，終于拔俗入圣，成為著述豐厚的大學者。

　　羅澤南寫經世致用，對理學基本范疇、基本命題都作了闡述，詳盡、全面、系統而深入，結合現實進行適度發揮。當時，士人眼里，羅澤南理學造詣非常高。劉蓉稱其為“湖湘儒者之魁”，為其理學專著《人極衍義》作序時，稱頌“有非明季諸儒所能及者”。《西銘講義序》中，唐鑒稱其是“學道為已之古君子也”“造詣精純，識量宏大”“論學術不讓于薛、胡……”其中，薛指明朝的薛瑄，胡指南宋的胡宏，皆是著名的理學家。足以證明羅澤南在唐鑒這位理學大師心中的地位。

　　擔任過湖南國立師范學院教授兼國文系主任的國學大師、教育家，錢鍾書之父錢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學風》里列舉了湖南最有影響的學者，依次為湯鵬、魏源、羅澤南、李續賓、王錱、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劉蓉、郭嵩燾、王闿運等十七人。錢氏闡述了他們在順逆境時對待人生、國家、事業、學問的態度，彰揚了他們的襟懷、謀略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羅澤南所占分量很重，錢氏將他和兩個弟子單列一章，予以介紹，排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之前。

　　崇信程朱理學、廣聞博見的大儒李肖聘曾著有《湘學略》云：“兵機萬變，儒學至精，真儒戡亂，千載垂聲。大儒平亂之效，湘中講學之風，皆至羅山而大著。”可見，羅澤南在學術上的影響力。

　　羅澤南有效地推動了理學在晚清的復興，可以說為“同治中興”局面的出現出了一把力。

　　叁

　　賀長齡臨終前，想給幼女找一棵遮風蔽雨的大樹。

　　目標鎖定了曾家，但沒信心。他曾提攜、資助過曾國藩，可此時賀長齡已失勢。兩年前，被道光問責時，身為禮部侍郎兼兵部侍郎的曾國藩本可在皇帝面前替賀斡旋開脫，但曾沒為賀說話。即便賀長齡能夠理解曾國藩的冷靜旁觀，但對親事卻沒有把握。

　　賀長齡把想法跟妻子陳氏及塾師羅澤南說了。他知道羅澤南和曾國藩之間的交情，希望羅能助力結姻。羅澤南不負托付，向曾國藩轉達了賀的遺愿。曾國藩沒有應允。婉拒理由之一是賀家女兒要比曾紀澤小一歲（當時流行姐弟婚姻），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尊賀為老師，兒子娶老師女兒“輩行不倫”。

　　不久后，曾態度逆轉，同意了。寫信要弟弟趕緊為其子曾紀澤(外交家，后接替郭嵩燾出任駐英法公使)操辦婚事。賀長齡革職時沒伸手相助，曾國藩覺得愧疚，借婚事彌補；還覺得賀家“家教向好”，女兒“必賢”。

　　曾國藩父親曾麟書向羅澤南打聽，聽到“端莊體好，真淑女”后，動了心。老人家慎重起見，又找劉蓉等人打聽。都說好，便決定與賀家“擇期訂盟”。沒想到，曾國藩妻子說賀女不是嫡出，是庶出，要悔婚。

　　曾麟書得知后，大怒，寫信譴責兒子：“我家世澤本好，爾宜謹慎守之。況爾前信內，念及藕耕（賀長齡）先生，始與結姻，人人咸知。今又以庶出不對其女，更有何人對？賀氏固難為情，即爾此心何以對藕耕先生于地下？爾寄信于予……”彼時，賀長齡已過世。曾父罵兒子，百年后無顏在地下見賀長齡，回家時也無顏見自己。

　　被父親痛責了的曾國藩寫信：“嫌賀女庶出之說系一時謬誤”，并“自知悔過”“決意對成，以諧佳偶”。曾國藩借口妻子嫌賀女庶出，怕賀家女兒受婆婆氣。讓弟弟曾國潢委托羅澤南把妻子性情“細告賀家”，求賀家放心。

　　賀家為挽回面子，要求舉行招贅儀式，讓曾紀澤去賀家迎親，住七天后再回湘鄉。已是湘軍主帥的曾國藩竟然答應了賀家要求。賀長齡女兒終于嫁給了曾紀澤。

　　曾國藩不是賀氏結姻中唯一可遮風蔽雨的大樹，《先人的湖湘：善化賀氏》中，重點介紹了賀氏的四個親家：唐鑒、吳其濬、左宗棠和曾國藩。說媒，合則時要兩情相悅，散時亦能把手言歡，非心思縝密情商高之人干不了。朋友間成人之美，便想到羅澤南。他每每施以援手點化。《左宗棠文集》亦記載:“道光二十六年，長子孝威生，師(賀熙齡)聞喜甚，謂‘宜婿吾女'。師歿，黃雨田、丁敘忠、羅澤南以師遺命告，遂盟婚焉。”

　　人情練達即文章，羅澤南周旋于這種官宦家族，人際圓融，加上非常熟悉當時的嫁娶禮儀，自然游刃有余。

　　肆

　　羅澤南19歲自立門戶當私塾先生，從鄉里坐館訓蒙，到長沙受聘為達官貴人（賀長齡）的家庭塾師，歷27年。

　　羅澤南注重以德立本，向學生灌輸“孝、悌、忠、信”的儒家倫理道德。希望弟子“壽親以德”、知氣養身、吃苦耐勞成就個人。他不同于一般私塾先生，不囿于授文識字作八股，兼授以兵法、時事等。上午講學，下午操練，是其獨特的教學內容和方法。他寓教于樂，常帶弟子踏青和外出游玩、吟詩作賦，講解為人為文道理。他對弟子的影響，不僅在于學問，更多的是提高弟子對家國情懷的興趣，提升心氣和志向，因而，弟子們學到了功名科舉以外的很多學問。

　　羅澤南不是先人教材的傳話筒，《羅山教案》《西銘講義》等都融入了其教育思想。他是身體力行的教育家，認為當時流行的朱熹、劉子澄編的《小學》有價值，但其語句或長或短，參差不齊，不易記誦，不便蒙童學習。便撮其大要，編為韻語，定名為《小學韻語》。后來，戎馬倥傯之余一再修訂，企望以此“正天下之學術”，達到“正人心”“削平禍亂”之目的。

　　《小學韻語》首刊于咸豐六年（1856年），2944字，四字一句，四句一換韻，為影響后人啟蒙的重要著作。清代學者李新庵原著、陳彝重訂的《重訂訓學良規》說：“子弟四五歲，先教字方，多則三千，少則二千……稍長，教以《三字經》《弟子規》《小學韻語》。”《小學韻語》受熱捧，民間有手抄本，甚至有人認為其教育價值超《三字經》。

　　晚清時期，稚童入學有“破蒙”儀式：給孔圣人像、老師磕頭，給同學作揖，塾師再給他們準備一本啟蒙書。著名教育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的馬敘倫回憶其“破蒙”情景：“破蒙開始了，撤了香爐燭臺，擺上朱筆硯臺。一本羅澤南的《小學韻語》是浙江官書局刻的大版，官堆紙印得雪白，鋪在桌子左邊……王先生指著《小學韻語》開首四句‘教人之道,首重發蒙。蒙以養正,是曰圣功’叫我隨他的聲音念。教不到三遍,我就自己會念了。我的父親自然笑開了臉,王先生也向父親叫恭喜。以后就是父親教我了，當然繼續讀完這本《小學韻語》……”

　　百多年后的今天，孔夫子二手書網店上，能搜到文物級別的《小學韻語》；也能搜到“兒童國學教化經典閱讀”的現代版《小學韻語》。

　　在雙峰書院時，羅澤南跟隨孝廉出身、聲望頗高的主講陳達卿學習。陳達卿頗為器重他，道光十六年（1836年），請他到流南塘自家的陳氏族學尚友山房做主講。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國華、曾國荃在城南書院讀書，又附課于正在湖南頭號鄉紳賀修齡家做塾師的羅澤南處。曾國藩致信兩弟弟：“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羅山兄附課甚好……羅山兄甚為劉霞仙（劉蓉）、歐陽曉岑所推服……”心氣高傲的曾國藩都稱好羅澤南。

　　賀長齡亦請羅澤南給兒子當塾師，臨終前“遺命其子延為師”，即叮囑兒子讓羅澤南繼續做他老師。第二年，羅澤南仍“館賀宅”，直到太平軍北上湖南，湘鄉縣令召其團練才離開。賀長齡、賀修齡、賀熙齡是兄弟，羅澤南又將塾館開到了老師家。

　　羅澤南設館四方，講經世致用，暢程朱理學，培養了大批人才，儼然一代名師。或許沒有太平軍起事，他將以名儒名師終老湖湘。

　　伍

　　羅澤南處則以道善其身而為醇儒，出則以道濟天下而為王佐。他心懷天下，抱鴻鵠之志，受魏源《海國圖志》影響，研究地理、繪制地圖、編著《皇輿要覽》。

　　《皇輿要覽》為地理著作，資料豐富而專業，涉及水利、財政、軍事等內容，又以水利和軍事為重點；編輯了全國山川形勢，涉及監漕水利，繪制涵蓋山脈、河川的地形圖；還言及外藩及遠海形勢，“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堪稱湖湘經世學派學以致用的代表作。

　　羅澤南對時局精準判斷，預感危機逼近。《皇輿要覽》云：“曰塞防，曰海防，曰番防，曰蠻防，患之在邊地者也，其不在邊地而在腹地者，肘腋之間，恒為禍機之所伏，防之不密，遂有發而不可遏之勢。”強調在各省邊界險要地區布防，“一隅有事,數省悉驚”。太平軍、捻軍和西南、西北少數民族的起事，就是在各省邊界的山區建立武裝和營地，遙相呼應，印證了該書價值。

　　羅澤南認為一旦內部崩潰，外患便會乘虛而入，后果不可收拾。《皇輿要覽》有先見之明，論及海防，對海外諸國虎視眈眈表示擔憂；對澳門、臺灣等地高度關注，并設計出扼守交通要道、禁止糧食出口、取消小艇等對策。

　　著述時，羅澤南對山川河流了如指掌，國境之內主要地形地貌悉數牢記于心，為后來湘軍大到攻取武漢沿江東下的戰略構想，小到具體的戰斗部署均提供了極大幫助。該書還有統領全局的戰略意識，后來“棄贛援鄂”堪稱統攬全局的戰略大手筆。《清史稿》高度評價：“澤南救鄂一事大局所關……此大將風規。”

　　每帶兵到新地方，羅澤南都會先登高鳥瞰全貌，選擇合適地方安營扎寨。時間充裕的話，繪制軍事地圖，以便指揮戰斗。這點影響到他弟子和湘軍將領。其得意門生王錱學以致用：臨戰前,召集各營官暢論軍情、地勢。取出地圖分發，令大家各抒己見，最后總結定計，將議定內容寫于紙上，各執一份。次日戰罷，有與此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另一得意門生李續賓也非常重視地圖作用，勤習地形堪輿學，“摹繪地圖九百余紙”，從軍后，不斷增加，“共圖一千四百五十一幅”，得了老師真傳。

　　陸

　　世事洞明，羅澤南剛寫完《皇輿要覽》，太平天國起事，入湘的腳步越來越近。湘鄉知縣朱孫詒急于物色能人來主持全縣團練事宜。

　　羅澤南是孝廉方正、理學大儒，又常年在省城見世面，在士紳中具有號召力。于是知縣檄詔其回鄉，與其大弟子王錱、劉蓉一起組織團練。王錱早前已開辦過團練，但其號召力不強，大家都躲得遠遠的，“莫不掩耳而走”。

　　滿腹經綸、熟讀兵書的羅澤南亦渴望迸發火花，一試身手。他桃李滿天下，縣城登高一呼，門生故舊應者云集。在湘鄉勇的組建過程中，羅澤南的威望和凝聚力是難以替代的，很快打開了局面。

　　面對虎狼之師的太平軍，羅澤南知道不能應付了事，湘鄉團練須有創造性發展。他運用戚繼光兵法對團勇進行正規編組和訓練，建立具有強大戰斗力的營制；伴之以灌輸倫理綱常說教，以理治軍，上下思想統一，團結一致，“紀律肅然”。

　　羅澤南推出理學治軍，從一開始就注重文化和思想建設，獨特的軍營文化，成為戰勝太平軍的制勝法寶。

　　亂世時，經世致用之學有了廣闊天地。湘鄉勇組建開始，便遵循兵歸將選、兵為將有的原則，任用文人領兵、招募山農為勇丁的模式。勇丁大小頭目都有親誼關系，彼此間形成榮枯與共、生死相關的紐帶。唐鑒曾詩云：“鄉間子弟同肝膽，腹里詩書作斧斨。”

　　太平軍攻長沙未克、撤圍北上后，湖南巡撫張亮基奏保羅澤南以訓導歸部銓選，標志著羅澤南進入了清朝官員序列。隨后，又檄調湘鄉團勇千人來防守省城，羅澤南等人奉命率勇前往。

　　太平天國肇舉之初，唐鑒便向咸豐帝指出了形勢嚴峻，可清廷把它看成一般會黨起義。鑒于江忠源的楚勇蓑衣渡獲勝及保衛長沙成功，唐鑒建議咸豐帝組建團練，力薦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并以一生名望擔保其必可成大事。

　　母喪丁憂在家的曾國藩，接到皇上圣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欽此！”曾國藩奉旨來到長沙，開辦“湖南審案局”，任幫辦團練大臣。

　　曾國藩深知八旗軍、綠營軍早已腐敗不堪，擬創建萬眾一心、生死相顧、頑強作戰意志、高超作戰技能、聽從指揮的新軍，與羅澤南不謀而合。并委以羅澤南統率中營重任，一起制訂了湘軍營制數十條。羅澤南配合曾國藩，圓滿完成了湘軍由團練向正規軍隊的轉化。郭嵩燾后來回憶說：“曾文正公初募湘軍，專依羅澤南、王錱。”

　　奔騰著湖湘兒女熱血與豪情的湘江，一路北上，奔大海而去。曾國藩依靠湘軍維護了清廷的正統，功莫大焉。

　　咸豐四年（1854年）六月，羅澤南和塔齊布一起進攻岳州（岳陽），接連擊退太平軍多處大營，從此，湘軍的威名開始遠播。不久，湘軍進攻武昌，羅澤南為之繪制圖紙并進獻方略。按照羅的思路，曾國藩將湘軍排列巨炮面向長江內外，分為水陸兩路。羅澤南率軍隊直趨花園，太平軍依憑木城向湘軍發炮。湘軍士兵蛇行前進，逼近太平軍的營壘，分兵奪取太平軍的船舶。次日，羅澤南又攻破了鲇魚套的太平軍大營，太平軍夜里棄城而走。武昌、漢陽二城都被恢復，此時距曾國藩的會攻武漢會議僅僅七天。

　　因屢立戰功，羅澤南官至道員、布政使、按察使銜，贈巡撫。讀書人帶兵打仗，歷史上少見。后來成為湘軍著名將領的王錱、李續賓、李續宜、李杏春、蔣益澧、劉騰鴻、楊昌浚、曾國華、曾國荃都是羅澤南的高足。其弟子中，成為巡撫、總督、提督、總兵級別的高官近十人，為歷史上“書生領兵”的一大景觀。私塾先生培養了如此多的棟梁之才，綜觀歷朝歷代，屈指可數，難出其右。

　　羅澤南從戎三年有余，歷大小200百余戰，以克復武昌名震天下，最終因飛炮擊中左額，殞于武昌城下。臨終前，他憂世難忘天下事，索筆仰臥書曰：“愿天再生幾個好人，補偏救弊”“亂極時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

　　身為儒生的羅澤南創立湘軍，為湖湘文化之經世致用濃墨重彩地找到了最好的解釋。因其早歿，“理學醇儒”之名為“湘軍名將”之盛名所掩，其實他在學術上影響并不亞于軍事。曾國藩在《忠節公神道碑銘》中為其說了句公道話：“朝野嘆仰，以為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于學者久矣。”

　　羅澤南戰死后，胡林翼為其挽聯：“百戰著奇勛，宗岳以還誰敵手；六經承道統，程朱而后此純儒。”唐鑒為他的專祠題聯：“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大忠必有大節；智者不惑，仁者不懼，名將本出名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