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其倬：湖南熟，天下足

壹

　　“風物長宜放眼量。”雖說時間的輪轂總是兜兜轉轉，但如果把世間所有的變遷都濃縮成一粒粒稻米，那么，一萬年的風物也不過是一碗人間煙火。

　　“又是一年秋欲半，荻花風起鲙鱸肥。”站在清朝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的湘江亭上，看著運載各州縣稻米的小船匯來長沙，然后滿載湖湘稻米的巨大漕船緩緩起錨，年過花甲的湖南巡撫高其倬心中的那塊巨石總算輕了不少。

　　沒有人比弱冠入仕歷經三朝的他看得更清楚：長沙作為“楚之粟”的原產地，僅僅憑借水運之利而成為天下糧食流通的四大米市之一還不夠，湖湘還必須成為稻米種植的糧倉。從云貴總督、閩浙總督到兩江總督，幾乎主政過南方所有稻米生產省份的高其倬深知，隨著多年城鎮化的發展，耕地面積持續減少，江南蘇浙地區本身的商品糧一部分都需要從湖湘地區調運，曾經的“蘇常熟，天下足”早已過時。而從康熙年間開始的人口暴漲，將很快就會讓“湖廣熟，天下足”也變成明日黃花。可以想見，隨之而來的將是一個怎樣的饑荒景象！

　　“民以食為天。”必須盡快為清朝的糧食供應尋找安全有力的支撐！高其倬把目光投向了湖南，投向了長沙。這里自古便盛產稻米，這些稻米曾滋養出問鼎中原的強大楚國，在紛亂中歌舞升平的馬楚、南宋偏安一隅的繁華，以及明朝如夢似幻的富庶。

　　“林角才聞布谷聲，東風早已促春耕。吹來朝雨仍吹去，更放前溪一崦晴。”布谷聲聲，一身斗笠蓑衣的高其倬站在長沙城東的圭塘邊，看著眼前這片由馬楚時的“龜塘”淤積而成的千頃早稻田，宋時便開始種植的“占城稻”在他的倡導下大力推廣。占城稻不僅品質優，而且成熟期早，收割后完全來得及再種一季晚稻。這一年下來，得增加多少收成啊！如果把這種雙季輪作的模式推廣到更為廣闊的溈江和沙河交匯的雙江口垸田區，到了秋天，又將是怎樣的豐收景象！綿綿春雨里，高其倬似乎聽到了秧苗在水田里拔節的聲音。

　　“了卻君王天下事”的途徑除了挑燈看劍，也可以是“稻花香里說豐年”的國泰民安。前一年，憂心忡忡的高其倬一到長沙，就接連上書，力陳利弊，在湖南強力推行早稻加晚稻，或稻加麥的一年兩熟輪作復種模式。一年后的今天，隨湘江邊的漕船一起出發的還有飛往京城的奏報：“湖南本年雨水調勻，早稻收成十分者十之七八，九分者十之二三。晚稻亦俱豐稔，通省合計收成實有九分以上。糧價平減，民情安貼。”

　　其實，胸懷大志的乾隆雖然登基不久，但豈能洞察不到清朝潛藏的糧食危機。繼皇帝位甫初，便將高其倬從湖北巡撫調任湖南巡撫，正是因為看中了他的能力與任職閱歷。“果然是不負朕所望！”坐在養心殿，看完奏折內容，乾隆心中陡然一松。一邊在心中暗暗贊嘆高其倬敏銳的政治悟性，一邊將手中的朱筆潤了又潤，最終在空白處留下御批：“語云：‘湖南熟，天下足。’朕惟有額手稱慶耳。”

　　從養心殿回到三希堂書房，打開那本翻閱了無數遍的《資治通鑒綱目》，這里面記錄著從上古伏羲到明朝發生的每一次事件和歷史更迭。從牧野的刀戈，到李自成的馬嘶，從魏晉的紛亂，到唐宋的悲歌，千奇百怪，看似各不相同的歷史事件最終都被司馬遷和陳壽總結成了兩句話：“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一粥一飯，最終書寫了人間所有的盛衰。

　　乾隆又開始逐字逐句圈圈點點起來，他準備把對前朝盛衰的感悟跟自己的執政實踐結合起來，結集成冊，作為清朝今后皇帝執政的參考，書名他都想好了，就叫《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去年旱毀才五六，今年家家食無粟。高囷大廩閉不開，朝為骨肉暮成哭。官雖差官遍里閭，貪廉異政致澤殊。公家賑粟粟有數，安得盡及鄉民居……”直到酉時末，奔走的毛筆寫完揭傒斯《大饑行》詩中的最后一個字，紫禁城的宮燈正漸次亮起，乾隆的思緒依然還停留在最終葬送了元朝的那場大饑荒中。

　　在元朝98年的歷史里，僅僅是有記錄的水災、旱災、蝗災就多達兩百多次。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三處決口，大量的農田被淹沒，致45萬戶流離；江浙旱災，更是造成了“禾不入土，人相食”的慘景。

　　元朝至順元年（1330年），一場前所未有的蟲災席卷了湘中和湘南。那年夏天，田野上布滿了密密麻麻的蝗蟲，它們像浪潮一般，吞噬著大片的莊稼和農作物。蟲群所到之處，莊稼一片狼藉，仿佛狂風吹過。農民們眼睜睜地看著辛辛苦苦種植的莊稼毀于一旦。

　　元朝至正初年（1341年），湘江流域持續干旱，《元史·五行志》載：“民采竹實為食。”

　　至正十一年（1351），湖南饑民開始大量加入農民起義軍。失去了湖南糧倉的支撐，天災人禍造就的大饑荒中，元朝再也不復草原鐵騎的彪悍。“貧極江南，富夸塞北。”一場糧食危機最終被韓山童書寫成了一篇埋葬元朝的政治檄文。看著書案上那一冊自己用朱筆點校得面目全非的《元史》，乾隆不由得一聲嘆息。

　　貳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如果沿著時光逆流而上，抵達一顆來自湖湘的稻米，就能讀懂所有盛衰，即使強如唐朝，一碗人間煙火就貫穿了它的盛世到落幕。

　　唐朝開元二十一年（733年）的雨，幾乎籠罩了長安（西安）的整個春夏。糧價飛漲，饑餓像瘟疫在顆粒無收的關中平原蔓延，就連皇宮御膳房的存米也不多了。唉！去洛陽吧，去洛陽吧，即將移駕洛陽去“就食”的唐玄宗是真舍不得長安的繁華，也是真的厭倦為了“就食”而一次次離京。

　　“朕不再愿意因為一口吃食而離開長安，而關中的出產確實越來越貧乏了，難以支撐長安日益增長的人口，裴愛卿，對此你可有良策？”

　　“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人口稠密，商賈云集的長安，像開在狹小土地上的花朵，開得越繁華，腳下狹窄的關中平原便越是不堪重負，即使“開元盛世”的霓裳羽衣，也掩飾不住它的惶恐。《舊唐書》載，大唐鼎盛時期，為了供養長安地區近二百萬的人口，不說從江淮地區漕運的糧食要從黃河入渭水，可途經三門峽河段時“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嘗十七八”，僅僅是將一石糧食從洛陽含嘉倉轉運到長安，就要花掉近五百文的運費。

　　通過連日在長安地區賑災時的深入了解，京兆尹裴耀卿對如何改革漕運，緩解長安的糧食供應壓力，有了一大膽的想法。站在即將啟程的龍輦邊，裴耀卿娓娓而談，唐玄宗緊皺的眉頭也慢慢舒展開來。

　　此后的裴耀卿果然不負所望，他先是通過在汴渠口建河陰倉接收各地運來的漕糧，繼而又在最險的三門峽東西兩側設集津倉與鹽倉，并在兩倉之間的黃河北岸開鑿出十八里山路，漕糧只需運到東側倉后改走十八里陸路到西側倉，再裝船運往長安。通過裴耀卿的漕運改革，由江淮、湖廣運往長安和關中的稻米，運輸周期由90天縮短至40天，且由于損耗減少，年運量也從80萬石躍升至250萬石。長安米價從每斗200錢暴跌至30錢，關中地區倉儲總量突破千萬石。

　　唐玄宗終于不用移駕洛陽去“就食”了，暫時擺脫了糧食危機的長安終于綻放出它盛世的芳華。多年以后，漂泊輾轉到長沙的杜甫還在回憶起長安那段豐衣足食的歲月：“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唐朝天寶十四載（755年），當漁陽鼙鼓響起，驚破的何止是華清池的霓裳羽衣，也讓唐朝的漕運再次陷入了困境。盡管“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也沒有阻止住“安史之亂”的叛軍占領睢陽，掐斷了江淮流域這根糧食生命線。“安史之亂”終結的不僅是唐朝的盛世，更是引發了中原毀滅性的大饑荒。黃河流域的千里蕭條，長安的十室九空，北方的殘破像一道難以愈合的硬傷，而南方湘米漕運的興起，就成為維系唐朝的重要舉措。

　　“潭、衡、桂陽，必多積谷。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被糧食問題困擾的唐代宗看完劉晏的奏疏，決定任用他改革漕運。

　　“移家深入桂水源，種柳新成花更繁。定知別后消散盡，卻憶今朝傷旅魂。”唐朝大歷四年（769年），“安史之亂”的風雨剛剛停息。都城長安，春色漸老。關中地區由于旱蝗災害，長安此時已不復開元盛世里的“稻米流脂粟米白”。而長沙城里，湘江之畔，正是一川煙草，滿城風絮的時節。被劉晏委任為湖南道轉運使的戴叔倫站在湘江與舂陵江的交匯處，跟同僚友人揮手道別。他眼中浮現的，是再過兩個月，等夏糧豐收時，友人將從桂陽押運著漕糧，沿著二百余里的舂陵江回到長沙，然后沿湘江一路向北到武漢，轉漢水抵長安，用一船船湘米去平抑“斗米三千錢”的長安米市。

　　悲傷的并非只有戴叔倫，三年前，任轉運使判官的好友劉長卿也曾在這里“江客相看淚如雨”。“安史之亂”結束，并沒有讓長安回復曾經的繁華，而轉瞬跌入了饑荒的深淵之中。晚唐張固和五代的王定保都說了同一件事：唐朝貞元三年（787年），年方十六的白居易來到長安，將自己的詩作和拜帖呈送給當時的文豪顧況。當顧況看見拜帖封面上“白居易”三字時，忍不住調侃了一句“米價方貴，居亦弗易”呢！等他打開拜帖，讀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又不禁連連贊嘆說：“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得到夸贊的白居易從此聲名鵲起。

　　在這則故事里除了看見白居易的才華和顧況的不吝提攜，還有唐朝如影隨形的糧食危機。當唐末的藩鎮割據截斷漕糧運輸通道，“長沙好米”再也無法滋養長安。面對北方殘破的農業系統，以及關中地區銳減的耕地和人口，年輕的唐哀帝最后還是選擇用禪讓的方式終結了唐朝對糧食的強烈渴求。

　　叁

　　當年，劉晏之所以無比篤定地判斷潭州（長沙）、衡州（衡陽）和桂陽“必多積谷”，一部分可能是考慮到歷來以偏遠“卑濕之地”居之的長沙，并未受到太多戰亂的波及，而歷來傳誦的“長沙好米”之名應是最吸引劉晏的原因。“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讓這位永生在《三字經》里的晚唐名臣記憶深刻的，也許不是三國時曹丕所說“江表惟聞長沙名，有好米，上風炊之，五里聞香”，而是跟他有著相似人生經歷的南朝梁文人庾肩吾在《謝湘東王賚米啟》中對長沙稻米最動情的描述那樣：“味重新城，香逾澇水，連舟入浦，似伯彥之南歸；積地為山，疑馬援之西至……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萬斛。”

　　庾肩吾給劉晏的啟迪是：既然很久以前，湘州（長沙）七郡的稻米就已經比新城粳米的味道還好，比澇水的魚味道更香，而且連綿的舟楫多得如東晉時袁宏運糧的船隊；那堆在地上的谷堆，比馬援征交趾時的糧草還高，從湘江上運糧來的大船，每一艘都能裝上萬斛的稻米……那么，如今的湘米就一定能解決唐朝的糧荒。

　　其實又何止于庾肩吾的南梁，就在稍早的劉宋和南齊，乃至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沙地區所產大米，都一直是當時軍糧的主要來源之一。

　　不必說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戰還在尾聲，劉備趁著孫權忙著與曹仁對峙，便以諸葛亮為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兵不血刃地占據了包括長沙在內的荊南四郡。得益于湖湘豐足的稻米供應，劉備不僅解決手下溫飽，而且還擴充軍隊迅速壯大起來，為后面奪取益州，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打下了堅實基礎。

　　只說一場“西臺東昏”之戰，就足以凸顯長沙作為軍糧基地的重要性。南齊永元二年（500年）冬，由于史稱東昏侯的南齊繼位者蕭寶卷的荒淫無度，雍州刺史蕭衍和荊州從事蕭穎胄終于在南齊的落日余暉里打出了反抗的大旗，與遠在建康（南京）的蕭寶卷分庭抗禮，史稱西臺。西臺很快就占領湘州這一充實的軍糧供應地，次年正月，劉坦被任命為長沙太守。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劉坦深知糧食對于戰爭的重要性，一到長沙，他便選派能干的官吏分赴湘州各郡，征發人丁將“租米三十余萬斛”運送到荊郢前線，西臺之軍“由是資糧不乏”。就在劉坦在長沙勵精圖治之時，蕭寶卷麾下的大將劉希祖率兵來犯，湘州各郡紛紛反叛，長沙幾乎成了一座孤城。而由于糧食儲備充足，雖然被圍困了數月，長沙卻依舊安然無恙。這為蕭梁時代規模宏大的“江湘委輸，方船連舶”的湘米漕運拉開了帷幕。

　　從刀耕火種，耒耜之勤，到倉廩殷殷，炊煙裊裊的“湖南熟，天下足”，無論作為支撐戰爭的軍糧，還是作為“移粟救民”的賑災糧，總能從歲月深處尋找到湖湘稻米去往天下最初的痕跡。如果歲月的每一幀場景都可以自由切換，那么可以相信，那一隊披堅執銳的楚國士兵的行囊里，定攜帶著用“楚之粟”制作成的軍糧；他們在春秋的竹簡里，在秦時的明月下一路疾行，去追隨楚莊王問鼎中原，去跟著項羽打進咸陽。

　　但迄今為止，明確記載著湘米第一次走出湖南的，是東漢一次因旱災引發的饑荒。

　　“惟永初七年十二月有閏六日戊戌，吳房長平陰張汜，字春孫，以詔請雨。”這塊被稱為“張汜請雨銘”的漢隸摩崖石刻，本來只是為了記錄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一次官方求雨活動，卻意外地與一船船賑災的湘米在《后漢書》里相逢。

　　東漢永初七年（113年）九月的洛陽，看著一封封報告災情奏折的安帝劉祜顯得格外心煩意亂。

　　東漢永初三年（109年），武威郡“大旱，莊稼無收，發生大饑荒，人相食”；永初四年，東部勸農掾上報的水旱災情：十郡“淫雨傷稼”“水旱饑饉，民或流冗”。這次又是多達七郡的旱災。劉祜仔細回想，自從十三歲登基以來，各類天災幾乎就沒有停歇過。雖然還是沿用著過去移粟救民的賑災制度，而且具體政策基本上還掌握在垂簾聽政的鄧太后手里，但這一次，年已弱冠的劉祜想親自處理。通過查閱近一年來論及災情的奏報，劉祜發現災害幾乎遍及長江以北和以東的所有郡國，唯有歷來以盛產稻米著稱的長沙、桂陽等荊南數郡沒有發生大的災情。“調零陵、桂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很快，一份由劉祜親自擬定的敕令草稿就呈到了鄧太后面前。

　　站在洛陽白馬寺望向天之南，年輕的劉祜仿佛看見一艘艘漕船，正從舂陵匯集到潭州，穿過洞庭，抵達九江，把一粒粒如膏如脂的湘米分發到饑民手中……

　　肆

　　“國家之計，莫過于漕。”朝廷利用河道，將征收的賦稅、糧食、鹽等部分調運至京師或指定地點的水運方式叫作漕運。京城達官貴族的用度，地方將士兵卒的軍餉，帝國命脈皆仰于此。始于秦漢，行于唐宋，盛于明清的中國漕運史，至今依然記得每一粒湖湘稻米的去向。

　　湘資沅澧，連湖達江，自從那一次漢安帝的調運之后，湘米便通過穿梭于湖湘每一條水系的漕船和商船，集于長沙，散入天下。

　　隋朝大業元年（605年），一開始便受限于關中糧食短缺的朝廷不堪忍受，在隋煬帝楊廣的發動下開始了大運河的浩瀚工程。隋朝的短命到底是因為大運河的開鑿，還是因漕運困難造成的糧食危機？多年后，唐朝詩人皮日休在汴河邊沉吟良久，寫下了答案：“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唐朝開元年間，通過裴耀卿的漕運改革，運輸成本大幅下降。沒有了三門峽天險的阻遏，運送湘米的漕船和商船很容易就能把湘米轉漕到長安。米價不再昂貴，長安出現了“公私倉廩俱豐實”盛世氣象。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嬌貴的荔枝可經不起車馬太遠的顛簸，當湘米從潭州出發的時候，走梅關道過來的嶺南荔枝也來到漕船上，跟湘米同船入洞庭，渡長江，溯漢水，到商州，然后用陸路的驛馬將荔枝送入未央宮，用漕輦將湘米轉運到長安的米市。

　　誰也沒有料到盛唐會在一場兵荒馬亂之后“一夜入秋”，曾經的大部分漕運路線被中斷。通過劉晏再次改革之后，湘米雖成了唐朝中葉為數不多的糧食支撐，但終究像一首殘缺的唐詩，漏洞百出。

　　打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打開了北宋時期的漕運，以及因漕運而繁華的汴京（開封）。朝廷建立起以東京汴梁為中心，通過汴河、蔡河、廣濟河、黃河輻射全國的漕運網絡，而湘米漕運在其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地位。荊湖南路漕糧主要來自湘江、資水流域，這些地區征集的漕糧順湘水、資水入洞庭湖，經岳州（岳陽）城陵磯入長江，再順江而下，“自淮入汴至京師”。

　　宋神宗時，每年從荊湖南路北調運的漕米就達到65萬石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的汴京已經極盡繁華，而看著眼前美景的宋真宗每天卻急得寢食難安，畢竟唐朝因長安缺糧而崩潰的前車之鑒還歷歷在目。“東京（汴梁）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仰給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而自從入冬以來，氣候異常，京城糧食供給一直仰仗的江淮與兩浙地區的雨水明顯減少。旱情發生后，當地稻米大規模歉收。這一階段，宋真宗每天一早醒來，面對的都是汴京城一百多萬張饑餓的嘴。面對蠢蠢欲動的糧價，雖然已經緊急實施了“平糴法”，以每石700文定價收購湘米，同時限制市場溢價，暫時將汴梁糧價漲幅控制在了15%以內，但這豈是長遠之計？

　　“還真是讓朕頭疼！與其靠收購市面上零星的湘米來平抑糧價，還不如緊急增加湘米漕運定額，一次性解決這次因江淮旱災引起的危機！”想到這里，宋真宗揉捏眉端的手指停了下來。經過與宰相陳堯叟一番商討后，宋真宗召來了負責江淮漕運事務的戶部郎中劉鍇：

　　“朕命你敕令發運司，立刻從潭州增調三十萬石漕米入京！”

　　此次調運是湖南首次大規模承擔京師糧食供應，成了穩定京畿的“第二糧倉”。《清明上河圖》里，汴梁河邊，問一問那幾艘停泊了一千多年的“巨艦”，哪一艘是來自湘江，來自潭州？

　　南宋湖南作為朝廷主要糧食供應地的地位愈發凸顯，當時，與金對峙的前線駐軍糧食供應，很多都依賴荊湖等地。如“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荊湖之粟餉鄂、岳、荊南”，其中湖南所提供的糧食數量達60萬石。潭州的軍糧不僅要供應本地，還需支援鄂州、江陵等地駐軍。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曹成叛亂勢力控制湖南道州（道縣）、賀州，劫掠州縣糧倉，阻斷湘江到漓水漕運通道靈渠，致使“江湖轉輸斷絕”，鄂州軍糧告急！

　　“湖湘米粟實為軍國命脈，今成寇據險，漕路中梗，非剿不可！”看完宰相呂頤浩的奏議，宋高宗也知道事關重大，當即下旨岳飛“權知潭州”，全權平叛。南宋紹興二年夏，湘江漕船恢復通行。此后十年里，湖南年均北運漕米50萬石以上，占長江中游軍糧份額過半，成為“中興保障”。

　　兩宋時期，湖南地區的農業發展迅速，一躍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地，從長沙啟航的“巨艦漕米，一載萬石”書寫著湘米漕運的輝煌。

　　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的岳陽樓上高朋滿座，透過窗子可以看見樓下的江面上不時有漕船駛過。這對生長在有漕之地衡州的廖行之來說，太熟悉不過了。南宋時期，岳陽城陵磯是潭州、衡州和岳州三州漕船匯集的地方，也是湘米出湘的最后一站。前一年因為進士及第，廖行之被任命為岳州巴陵縣尉，為了在岳陽樓上慶賀主管漕運和刑獄的頂頭上司汪監的生日雅集，廖行之特意填了一首《水調歌頭》：“祥起玉龍甲，慶衍紫樞垣。奎文得歲，佳氣磅礴斗牛間。天意方扶興運，賢業更看奕世，袞袞照英辀。四海具瞻久，膏澤滿湘川。 歲六月，蘇大旱，作豐年。喁喁百萬生齒，何處不沾恩。此是鴻鈞事業，那更青氈步武，早晚即調元。混一車書了，還領赤松仙。”

　　整首詞不僅有禮節性的祝福，也有實實在在地對汪監政績的褒揚。“歲六月，蘇大旱，作豐年”是說江蘇等地雖然遭遇了六月的大旱災，但因為有主管漕運賑災的汪監及時救援，人們的生活卻過得像豐收年一樣，百姓喁喁稱頌，無人不感其恩德。“四海具瞻久，膏澤滿湘川”是天下久仰其名，恩澤遍及三湘四水的意思。說明汪監的政聲遠播已經很久了，并非只有六月的這次賑災。

　　誰知道一首看似用來祝壽應酬的宋詞，卻在默默地告訴后人，湘米在宋時的漕運中依然保留著“膏澤湘川，賑濟天下”的初心。

　　伍

　　《史記·越世家》載，楚懷王時，齊國使者游說越王，稱“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

　　兩千五百年前，如果不是楚平王的戰馬終于踏上長江以南的土地，在澧陽平原最早的古稻田里生長了八千年的稻谷，也不會每一粒都驚慌得四散奔逃。足跡從澧水之濱到煙水深處的瀟湘；從洞庭到春風十里的江淮與吳越；從澧州的城頭山到道州的玉蟾巖；這一路之上，沒有人能夠歷數一粒稻谷喂養過多少盛世繁華，消弭過多少亂世煙云；也沒有人能記得一粒稻谷飽滿過多少良臣明君的憂思，唯有在文人的詩文里，一粒稻谷長成沉甸甸的家國情懷；唯有與一顆稻谷同行，才能發現湖湘人文最隱秘的脈動。

　　“湖南熟天下足，湖廣熟天下足！”高其倬反復咀嚼著乾隆御批。一份奏折，一句御批，標志著湖南正式成為全國糧食中心，民間諺語也完成了從“湖廣熟，天下足”到“湖南熟，天下足”的演變。

　　湖湘漕運史，湘米流通史，湖南稻作文化史，如果打開其中任意一本，都會發現它們其實一直在時光深處根葉相連。不過，誰又愿意把一聲聲穿透歲月，牽引漕船一路前行的船工號子，或者一顆顆充滿煙火氣的湖湘稻米，交給一爿冷硬的吳簡漢牘呢？還不如將它們填成一首唐詩，半闋宋詞，只需閑時偶爾讀起，都是暖暖的煙火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