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時：簾卷晴空獨倚欄

　　壹

　　朔風起，云飛揚。或許也是這樣大雪紛飛的時節……

　　當長沙的欒樹、楓樹、銀杏、水杉、梧桐、烏桕等喬木樹葉枯黃，落葉在寒風中打著轉兒飄向地面時，開封的白樺、國槐、榆樹等也褪去葉片，只留下光禿禿的枝干，在曠野勾勒出古樸、倔強的粗線條。風像刀子一樣刮到臉上，冷峻而凜冽，直往脖子里鉆，使人感到了絲絲寒意。

　　這是宋朝元祐八年（1093年）年初的一天。

　　41歲的楊時從福建將樂老家來到京師（開封）從吉赴調。他已接到去荊湖南路潭州（長沙）瀏陽縣任知縣的任命書，卻不急著去赴任，而是往西繞道洛陽以師禮謁見老師程頤。他先去河清縣（孟縣）拜訪知縣、同窗好友游酢，然后相邀一同去見老師。

　　這天，楊時同游酢一起向程頤請教學問。程頤見門下兩位高足皆有出息，已是或將是主政一方的官員，前途不可估量，乃談興甚濃，談話中既有理學之論，又有為官之術，還有做人之道，滿是殷殷囑托、拳拳愛意。

　　兩位學生肅立一旁聽得津津有味，不時發問，又不時頷首。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了，臨近傍晚，也許是講累了，程頤講著講著，突然在椅子上打起盹兒來。楊時、游酢想要告辭，卻又不便驚醒老師，于是兩人靜立堂內等候老師醒來。

　　不一會兒，天空飄起鵝毛大雪，且越下越急，楊時和游酢仍侍立未去。兩人雖身著冬袍，但站久了卻有了寒意和麻木感，游酢實在受不了，幾次想叫醒老師，都被楊時阻攔住了。直到程頤伸了一個懶腰，一覺醒來，才赫然發現廳堂里仍站著兩個人。

　　程頤乃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

　　程頤出門一看，門外已是雪深一尺了。

　　程頤很為兩位學生的誠心所感動，更加盡心盡力教授。楊時、游酢不負厚望，終于深得程門理學的真諦。

　　楊時與游酢“程門立雪”的故事在《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宋史·楊時傳》等史籍皆有記載，成為尊師重道的千古佳話。

　　相聚的幾個晚上，楊時與游酢住在洛陽科表院，兩人抵足而眠，談人生理想、社稷民生，有時通宵達旦，五天后才依依惜別，互道珍重，各奔前程。

　　時間回到宋朝慶歷六年（1046年），大理寺丞程珦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至好友、湖南道州（道縣）人周敦頤處拜師學道。那時，周敦頤正擔任郴州郴縣令，他在治理縣政之余還講授理學，被譽為“文以載道”的典范。

　　周敦頤主要著有《太極圖說》《通書》《愛蓮說》等，把自然觀、認識論、思想方法以及倫理道德等組成一個有機的哲學體系，相較于以前的儒家學說更為精細且富有理論特色，其為學方向與義理架構開創了宋明理學，被稱為“道學宗主”。因號濂溪，其學問也被稱為“濂溪學”。

　　周敦頤創辦的魚山書堂，常年書聲瑯瑯。程氏兄弟在此刻苦攻讀，學到了老師真傳。兄弟倆回到北方，在洛陽掀起理學革命，將其發揚光大，開創了“洛學”，被世人稱為“二程”。漸漸地，“明道先生”程顥的理學學問名氣盛大。

　　元豐四年（1081年），楊時29歲，授徐州司法。這是他出仕后的第二個官職，頭一個官職是汀州（長汀）司戶參軍。這年，他自開封至潁昌（許昌）拜程顥為師，以書乞留門下受業。

　　“公與御史建安游公定夫往從學焉”，同是福建人的楊時、游酢加入程門，從而改變了“其出門皆西北之士”的格局。程顥也格外看重他們兩人，“于言無所不說”。

　　楊時嘆曰：“從吾先生游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知天下事惟理義爾。”

　　楊時來學，程顥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

　　楊時初見程顥時，謝良佐也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楊時，所以程顥常常說楊時聰明。后來，楊時與呂大臨、游酢、謝良佐一起成為程門四大弟子。

　　元符年間（1098—1100年），程頤自四川涪陵歸來，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唯獨楊時與謝良佐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楊時不負眾望，學成之時，來到程顥府上向老師辭別。

　　那日的天空，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陣列，振翅南飛。

　　程顥出門送走楊時，心中悵然若失，轉身回府時卻又非常自豪地對仍在府上的坐客曰：“吾道南矣！”

　　程顥去世后，楊時又拜程顥之弟、“伊川先生”程頤為師，于是才有了“程門立雪”的佳話。

　　貳

　　楊時南歸后，最早把二程理學傳入福建，開創了理學的“道南學派”，一傳羅從彥，再傳李侗，三傳朱熹，四人被后世尊稱為“延平四賢”。楊時且被尊為“閩學鼻祖”，號稱“東南三賢”的朱熹、張栻、呂祖謙都是楊時弟子的弟子，其徒多至1000余人。

　　秋去春來，歲月更替，理學在南方得以廣泛傳播，形成了朱熹為代表的閩學、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呂祖謙為代表的婺學、陸九淵為代表的江西學。

　　紹圣元年（1094年）二月初，42歲的楊時赴瀏陽上任知縣。

　　這一年，章惇拜相，嚴刑峻法，宋遼邊境緊張。

　　游酢時任太學博士。楊時審時度勢，致信勸說游酢：“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眾，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并附上《歸雁》《感事》二詩。不久，游酢遂奏請朝廷外放為齊州簽判。

　　有一天，游酢來訪，楊時問：“適從何來？”

　　游酢答：“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

　　楊時再問欲去何方，答曰我要謹記程顥老師的一團和氣。

　　成語“如坐春風”即出自此典故，用來比喻與人品、學識好的人相處，受到良好的熏陶、教誨。

　　楊時車馬勞頓，從福建經江西到達湖南任職，途中作有《過豐城》《宜春溪上》《春波亭上》《宜春道上》等詩。

　　紹圣三年（1096年）秋日的一天傍晚，夕陽像一個紅彤彤的火球懸掛在蕉溪嶺的青黛色山頭，把美麗的余暉灑在三面群山懷抱的千年古縣瀏陽城，使古老的城墻也仿佛沾染了金色的光芒，變得滄桑而絢爛。

　　九曲蜿蜒的瀏陽河水清亮而幽深，河面上的烏篷船、駁子船紛紛劃向碼頭靠岸，一大群鴻鳥結隊而飛，越過近城的西湖山頂，飛向大栗坪方向，鴻影越來越小，最后變成一條線、一個點，消失在遠方。

　　靠近西門的縣治衙門西北角上，有一棟新建的三層樓閣。這時，44歲的瀏陽知縣楊時，頭戴官帽，裙帶飄然，一雙大眼閃爍著明亮而智慧的光芒，目光望向遼闊遠方，拈須若有所思。

　　剛剛送走一批聚會的客人，身邊只剩下隨從的老仆人劉叔。他吩咐劉叔取來宣紙筆硯，鋪在撤完酒席的大方桌上，然后提起飽蘸墨汁的毛筆，刷刷書寫開來，不一會兒，一首七言絕句《歸鴻閣》躍然紙上：“簾卷晴空獨倚欄，冥鴻點點有無間。秋風注目無人會，時與白云相對閑。”

　　劉叔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跟隨楊時多年，耳濡目染之下也略通文墨，見到主人詩興大發，詩書俱佳，乃拍手稱妙！

　　楊時心生歡喜但不露聲色，于是擱筆于桌上筆架，坐到旁邊的藤椅里，閉目養神。他有點累了，需要休憩片刻。

　　劉叔識趣地拿來一床小棉被，輕輕地蓋在主人的胸前，然后躡手躡腳下樓去了。

　　剛剛下午，客人陸陸續續來到縣衙。除了縣丞、主簿、縣尉等一眾官員外，當地名儒縉紳，包括縣城附近的鄉賢、舉人、貢生等，也來了不少，共有二三十人。

　　聽說縣官大人在縣衙后山廢棄的場地建起一棟三層閣樓，人們都想前來一睹風采。

　　大家由一層登上閣樓，逐層參觀，特別是登上三樓，視野豁然開闊，與平地所觀風景殊異。大多數官僚對楊知縣變廢址為寶地大加贊賞，不時恭維一番。

　　其中有一位舉人不解閣名，乃趨前謙恭問道：“異乎哉！子之名閣也。始子以飛鷃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毋乃觳觫而受變于人歟？”

意即“飛鷃”“歸鴻”是否有點互相矛盾呢？

　　楊時哈哈一笑道：“噫嘻！居，吾語汝。今人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尋常，逾閾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昆侖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為小矣。”

　　接著又道：“夫閣非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進而指出：“且鴻之冥冥，乘飛云，御泠風，上窺青天，子其以是為高乎？鷃之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為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

　　楊時見大家都在認真聽，乃繼續說道：“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濱猶蓬蒿也，惡睹其異哉？蓋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于一己，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況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天理哉？子方疑我之觳觫而受變，予亦陋子之自梏于見聞也！”

　　這番話語借景抒情、蘊含哲理，指出人們不要自囿見聞，而要放眼世界，表達了一種樸素的認識論和辯證觀。

　　問話的舉人于是臉上顯露出茫然自失的樣子，唯唯而退。

　　此后不久，楊時將建閣的由來以及這天群賢畢至的情景寫成《歸鴻閣記》，并吩咐隨從請來雕匠，將其鐫刻于石上，立碑于閣前，供人揣摩領悟。

　　后來，以飛鷃亭為主景的“飛鷃芳草”和以歸鴻閣為主景的“鴻閣斜陽”都成為瀏陽八景之一。

　　天光流轉，不緊不慢；晝夜交替，光影斑駁。

　　早晨的衙門，群吏密集，如同成群結隊游弋的魚兒；而入暮的衙門，群吏散去，輕快翩然就像受驚的野鴨子。當縣衙內的一切都寂靜下來，楊時常常打開一冊書本，就像對著一位品德高尚、才華出眾的賢士，或者持杯獨酌邀明月相聚，或者獨自輕盈散步于松樹之下。

　　忙完公務，其他官員都各自回家去了。楊時身邊除了老仆人劉叔偶爾說說話，免不了要經受孤獨寂寞。每當夜闌人靜時分，他就十分想念遠在將樂故鄉的親人，而這時，也只有埋頭于讀書或寫作，才會驅散掉心中無盡的思念之苦。

　　在楊時的同僚中，有一位任湘鄉縣令的張世賢，兩地雖然相隔不是很遠，但也難得見面。于是，在某個萬籟俱靜的夜晚，一燈如豆的油燈下，他揮毫寫下古律《縣齋書事寄張世賢》，詩的最后四句是：“故人隔清湘，懷抱何由舒？為問曾山叟，此意方何如。”展現了他疏離世俗的心境。他還寫了七律《寄湘鄉令張世賢》中，也有“道學未容窺閫奧，吏師應許叩鄰封”的感慨，抒發了滿懷報國之志，卻常常在內憂外患紛亂的景象面前處于憤恨、彷徨的心緒。

　　工作之余，楊時也會和幕僚好友到瀏陽縣內游玩山水，古城附近的天馬山、西湖山、道吾山，都曾留下他追尋大自然的足跡，而清亮的瀏陽河就像一根綠色而多情的飄帶，從古城南面穿過，左岸有清渭水，右岸有渭川、濟川、淮川等多條支流，入河口大多水面開闊，帆影點點、漁舟唱晚，眼前的風景似有無限迷人的魅力。

　　唐代大歷四年（769年），劉長卿曾描寫過瀏陽的《洞陽山》，其中有“空谷無行徑，深山少落暉”之句。楊時游覽洞陽山后，則寫下七絕《洞陽?孫思邈修真所》：“圣童去后水云閑，陳跡難尋草木間。獨有微言傳逸史，洞天寂寂在人寰。”

　　西魏大臣獨孤信稱孫思邈為“圣童”。這首詩的字里行間表達了楊時對藥王孫思邈的懷念與對洞天美景的熱愛。

　　來到瀏陽城南清渭水入河口處的青楓浦，楊時寫下七絕《渭水》：“洄淵浩蕩白鷗飛，老懶時來坐釣磯。岸幘行人聊自適，不應憔悴似湘縲。”此詩描繪了渭水浩渺、河畔垂釣的自然景觀意象，表達了詩人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的處世態度。

　　劉叔將楊時創作的《歸鴻閣》等五首歌詠瀏陽著名景點、寄托山水情懷的詠物詩，以《瀏陽五詠》為題收集，后人收進了《楊時集》。

　　業余時間，楊時繼續鉆研理學著作。他認為天地萬物都是由氣變化而來，氣聚成物，氣散物滅，但又強調“氣”是“理”派生出來的，理生氣，理是陰陽二氣的主宰者。他的“理氣說”，充實和發展了理本論，為其多代弟子所傳承。

　　他曾自瀏陽寄書給遠在河南洛陽的老師程頤，與其討論張載在《西銘》中提出的“民胞物與”思想。

　　楊時在信中說：“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于兼愛。”認為《西銘》雖闡發了“仁之體”，卻沒有講“仁之用”，如此就可能導致墨子之兼愛說。

　　程頤在復信中說：“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非墨子之兼愛說。

　　此后，楊時在倡道過程中，再三提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這個原則性的論斷，并把它與體用、仁義相聯系。認為理一是體，分殊是用，體用不同，但密不可分。他說：“天下萬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

　　后來，他的弟子李侗、朱熹，都繼承和闡發了“理一分殊”這一理學思想。

　　叁

　　北宋至南宋，為加強中央集權，在路級行政區設置四套平行機構：即掌管軍政事務的帥司，主管財賦征收與漕糧運輸的漕司，執掌司法監察與刑獄復核的憲司，以及管理常平倉儲備及災荒賑濟的倉司，四司通過職能交叉實現權力制約。

　　楊時有機會多次去潭州府衙。他寫了《上程漕書》《上提舉議差役顧錢書》，為瀏陽老百姓反映情況和謀求福利。

　　當時執掌潭州帥司的安撫使是張舜民。他對楊時的理學成就早有耳聞，每次楊時來府，因為敬重楊時的學識與為人，必設拜席與均禮，對他極為賞識，并給予禮遇。

　　潭州漕司轉運使叫胡師文，此人與張舜民的志趣不相投合，對楊時與張舜民密切交往早就看不順眼，一心想要排擠楊時，乃千方百計找楊時的過錯，但都沒有抓到把柄，于是他與長寧縣令私下齷齪交易想背地里整楊時的材料。還沒有得逞時，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卻給了他機會。

　　紹圣四年（1097年），楊時45歲。他在瀏陽任知縣的任期已經屆滿，但他沒有急著離開，因為這年夏秋間，瀏陽遇上罕見的大旱災害。

　　彼時的瀏陽，赤日炎炎，空氣干燥，瀏陽河、撈刀河、南川河等水系枯竭，河床裸露，田土龜裂，農作物歉收，有的甚至顆粒無收。干旱帶來饑民遍野、餓殍滿地，瀏陽城鄉谷價踴貴、米價飛漲，供不應求、無米可賣。

　　楊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一面組織縣署衙門所有官員投入抗旱救災；一面坐鎮縣衙指揮，緊急作《與州牧書》，馳書潭州府衙，乞米三千石賑濟災民。

　　此批救濟糧撥下來后，楊時迅速組織發放到災民手中，從而救活了許多瀕臨死亡的災民，他們從心里紛紛感激楊時。

　　可是，心懷積怨的胡師文以“不催積欠”為由彈劾楊時。楊時因此被免職丟官，并且要被管制留下來催足積欠。

　　過了一年，危機始解。張舜民為楊時向上申訴冤情，楊時將被降職調任他地。他寫了一封短信來安慰楊時。楊時回復道：“部使者以財賦為急，縣令以子民為官，各行其職爾，無足憾者。”

　　經歷此事，楊時非常郁悶，遂作《寄長沙簿孫昭遠》：“陽城衰晚拙催科，闔寢空慚罪亦多。祭灶請憐君自適，載醪祛惑我誰過？猗猗庭有蘭堪佩，寂寂門無雀可羅。歸去好尋溪上侶，為投纓紱換漁簔。”

　　楊時為民請命、乞米賑饑反遭罪責。然而，即使是官場冷落，也要保持蘭心蕙質，與其仰人鼻息,不如回到故鄉垂釣溪畔啊！

　　臨行之前，楊時還在為瀏陽災民著想。據清同治《瀏陽縣志》記載：“（楊時）在瀏陽，方官散青苗錢，凡酒肆食店與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禁之。散錢已，然后令如故。”

　　青苗錢指的是在青黃未接時給農民發放的農業貸款。官方發放一定的錢來接濟鄉民，恢復生產。為了防止農民將這些錢用來酗酒、看戲和大吃大喝，讓農民集中精力搞好耕種，楊時嚴肅叫停了全縣的“酒肆食店與俳優戲劇”。這個事情做好以后，依然恢復如常。

　　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46歲的楊時從瀏陽調宦京師。他想悄然離開生活了幾年的瀏陽，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

　　那日，秋高氣爽，萬里無云。

　　從瀏陽縣衙到北郊的古驛道邊，聚集了不少前來送行的老百姓，許多死里逃生的災民、許多受益終生的學子都來了。他們感恩楊時的救濟，也感恩于楊時的授課，從依依惜別的眼神里，讀出了大家無限的不舍和景仰。

　　桂花濃郁，一路飄香。老仆人劉叔牽著一匹瘦馬，馬背上馱著主仆簡單的衣衫與書籍。

　　楊時向眾人頻頻拱手作別，緩緩前行，直到慢慢走出人們的視線，隱入蕉溪嶺的一片蔥蘢的山色中……

　　肆

　　瀏陽偏居湘東，開化較晚，文化教育落后。楊時任知縣時在瀏陽城南講學論道，傳播理學，很多士子向他問學。后來，瀏陽人為了紀念楊時，在他曾講學的城南向陽門內西街建起瀏陽第一所書院——文靖書院。

　　楊時之后，瀏陽學風蔚然。元朝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11歲就在文靖書院求學，元朝延祐二年（1315年）恢復科舉，以程朱理學為考試的內容，歐陽玄脫穎而出，登左榜一甲進士第三名。往后，瀏陽開辦了多家書院，每個朝代都走出了一批進士和封疆大吏。

　　明嘉靖甲午年（1534年）春二月，行人王獻芝以使事經瀏陽，看到縣境風俗淳厚，乃喟然嘆曰：“瀏陽有龜山之遺乎？”

　　清嘉慶《瀏陽縣志》載:“瀏俗故淳樸,有懷葛風。逮宋楊龜山令邑后，更彬然稱儒雅鄉焉。”

　　回眸歷史的天空，總有璀璨的星光閃爍其間。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還是那位賞識他的張舜民舉薦楊時為教官。次年，50歲的楊時赴荊州府（荊州）任教授。此后，他任過地方直至中央的許多重要官職。

　　據《宋史·楊時傳》載，楊時“歷知瀏陽、余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又說他“安于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

　　楊時后來累官至工部侍郎、除龍圖閣直學士。特別是理學成就更聞名中外，連高麗（今朝鮮）的國王都在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

　　北宋末年進士、建寧崇安（武夷山市）人胡安國早年拜楊時為師，研究性命之學。他的兒子胡宏，20歲時至京師，入太學，也曾師從于楊時。

　　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天下并不太平，韓世忠在黃天蕩將完顏宗弼率領的10萬金軍圍困了48天之久；鐘相、楊幺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在洞庭湖畔揭竿而起，占領了湖區周邊的多個州縣。

　　胡安國攜家眷避戰亂，“自荊、郢趨吳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

　　當他來到潭州湘潭縣的碧泉村一帶時，面前突然出現一條清亮的河流。他停住腳步，觀起景來，且驚嘆道：“此非滄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尋而濯我纓乎？”

　　他吩咐門下弟子去向附近居住的村民打聽這條河流叫什么名字？離源頭還有多遠？于是，他們一行人傍著西山的南面行走，逶迤而入。大概走了不到百步，只見在蒼郁的大樹之下，有一口翠綠澄凈的深潭，水中藻荇隨波飄動，還有小魚兒穿梭其間，難怪村民要稱這條小河叫“碧泉”。

　　他顧不上旅途疲勞，沿河登山四顧，方知此處在洞庭之南、瀟湘之西，望見衡山也在相隔百里不遠處。他愛上此處山水之美、山川之勝，徘徊再三，不能離去，乃拂石倚筇而坐，喟然而嘆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晝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

　　于是，他決定隱居于此，向村中長老求得其地，“夷榛莽，植松竹，山有為樵牧所殘者養之，流有為蒿壤所壅者疏之，巖石之為草木所湮沒者辟之”，并開始修建居所、書堂以及改造周邊環境。只不過直到他去世，尚未完全竣工。

　　他的兒子胡寅、胡宏兄弟繼承父親未竟事業，將書堂擴建為書院，完成了整個建筑工程。

　　正是在這世外桃源般的碧泉書院，胡安國一邊搞建設，一邊著《春秋傳》，胡宏則寫下《知言》。父子兩人潛心研究和傳播理學，其著述成為理學經典，建立了獨特的理學思想體系和理論框架，并在此開館授徒，開創了湖湘學派。

　　在胡宏的眾多弟子中，有一位名叫張栻的四川綿竹人，師從他學習儒家理學，成就很大，后來成為湖湘學派集大成者。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御賜“岳麓書院”匾額，潭州岳麓書院成為中國四大書院之一。

　　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張栻受聘主持岳麓書院教務，教授學生數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學派規模，成為一代學宗。

　　乾道三年（1167年）秋天，麓山楓葉正紅，湘水漫江碧透。

　　中國古代書院史上著名的一次學術會講，發生在潭州的岳麓書院與城南書院，當時張栻是兩所書院的負責人。

　　朱熹不遠千里從福建崇安縣來到潭州找張栻論講，是因為理學中“未發之中”的問題沒弄清楚。

　　層林盡染的岳麓山下，粉墻黛瓦的岳麓書院，樹木掩映著翹角飛檐的庭院建筑。大堂之上，兩位理學大咖就學術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切磋，室內外聽者云集，連走廊過道都站滿了人。講學兩月，聽者多達千人，連門前飲馬池的水都被馬喝干了。

　　會講高潮時，巍巍麓山見證了朱熹、張栻二人曾三天三晚不下講堂，這件學術盛事史稱“朱張會講”。

　　滔滔湘水目睹了兩人來往于東城南、西岳麓兩所書院，湘江邊至今仍留下“朱張渡”的歷史地名。

　　周敦頤、二程、楊時、胡宏（胡安國）、張栻，理學湖湘學派的脈絡清晰可見。“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正是楊時那永不枯竭的“源頭”，源源不斷地輸送“活水”，才讓理學湖湘學派這片“方塘”永葆生機，始終澄澈……

　　清朝乾隆八年（1743年），為表彰岳麓書院傳播理學的功績，御賜“道南正脈”匾額，意為岳麓書院是“道學”（理學）南傳的正宗。“道南正脈”表明以岳麓書院和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派在中國理學傳播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岳麓書院在理學傳播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回溯至北宋，程顥、程頤兩兄弟在洛陽掀起理學新潮，福建人楊時聞風而至，師從“二程”并留下“程門立雪”的千古佳話。楊時南歸后，理學在南方得以廣泛傳播，不但實現了程顥“吾道南矣”的預期，還通過其弟子將岳麓書院打造成為理學南傳的正宗之地。“道南正脈”之“道”不僅蘊含理學的精義，更彰顯了岳麓書院文化的純正傳承。

　　作為理學南傳的鼻祖，楊時在湖湘學派綿延的文化血脈中，發揮了承先啟后的源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