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百熙:清標卓立入朝端

壹
“張老爺高中進士,榮歸故里啦!張老爺高中進士,榮歸故里啦!”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的長沙,春風還裹著料峭寒意,可張氏宗祠內外早已沸天震地,吆喝聲隨著鞭炮碎屑飄遍街巷,到處一派喜慶的氣氛。
族長領著銀須飄拂的族中耆老、青衫束帶的年輕子弟,身著吉服整肅列隊,翹首的目光直望向官道盡頭。終于,一輛馱著“進士及第”彩旗的車駕緩緩行來,爆竹瞬間炸響如雷,笙簫鼓樂即刻奏起歡騰的樂章。車駕前是一位端坐于高頭大馬上的新科進士,身穿一身簇新、挺括平整的進士公服,頭戴一頂雕花展翅迎風微顫的烏紗帽,腰纏玉帶,身姿挺拔,眉目間雖有春風得意的昂揚,卻又藏著一份異于常人的從容沉穩。
這位新科進士正是字埜秋(一作冶秋)、號潛齋的張百熙。此時,他正在族老引導下踏過宗祠前殘留的薄雪,烏緞皂靴在雪地上踩下一行清晰而沉實的印記。不過,當他雙手捧起御賜的泥金報帖,恭恭敬敬地供于先祖牌位前時;當“進士及第”的金字匾額在雪光映照下熠熠生輝,連堂中祖宗畫像的衣袂都似鍍上了一層溫暖的金邊時,他或許還未曾料到,自己日后會以“六部尚書”之尊,在晚清帝國沉沉的黃昏里點燃維新改革的希望火種,會以“中國大學之父”的美譽,成為湖湘大地乃至整個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一座熠熠生輝的豐碑。
立在眾人的注視里,過往的種種在張百熙心頭翻涌:他不會忘記六七歲那年的兵荒馬亂——太平天國大軍圍攻長沙,他隨家人倉皇避禍遁入深山,他赤著雙腳在刀削般的崖壁間奔逃,虎狼在林間咆哮,那份狼狽與驚懼早已刻進骨血,讓他早早讀懂了亂世的不堪。正如他后來在《退思軒詩集·歸述》所寫:“予生屬多難,盜賊彌乾坤。六齡遘干戈,蹙蹙湘水濱……倉卒顰鼓來,傳跣驚逃奔。巉巖始何代,鬼斧镵云根。”
他不會忘記七歲初入私塾那日,曾官至江西督糧道的父親張書田手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橫渠四句時,為他叩開了讀書人的初心之門;不會忘記清朝咸豐八年(1858年),年僅十一歲的他參加童子試,筆落驚鴻般考中生員,在場考官與士子無不驚嘆“此子必成大器”;更不會忘記十六歲考入長沙城南書院時,山長丁取忠在他課卷上鄭重批下的“氣骨沉雄,有范文正公之風”——他后來將這行字恭錄在父親傳下的端硯背面,當成了一生踐行的座右銘。
城南書院西側朱熹手書的“忠孝廉節”碑,是他最常駐足的地方。每每凝視那筆力千鈞的“忠”字,清朝道光年間岳麓書院學子投筆從戎、奔赴抗英前線的身影便浮現在眼前。一次與同窗郭焯瑩(郭嵩燾之子)爭論“夷夏之防”,他拍案而起,聲震屋瓦:“魏默深先生道‘師夷長技以制夷’,若連正視夷技的勇氣都沒有,又遑論制夷?”這番擲地有聲的話,讓郭焯瑩一時語塞,也引來了山長王先謙的暗中贊嘆:“此子器局不凡,將來必能擔大任。”正如他在《歸述》中所寫:“方我少小時,讀書氣嶙峋。常懷四海志,放眼橫八垠。”青年張百熙的胸膛里,早已裝著頂天立地的家國抱負。
他也記得同治七年(1868年)的挫敗:二十一歲的他第一次赴京會試,因在策論中痛陳“漕運積弊”言辭切直,觸怒主考官而名落孫山。歸鄉途中經岳陽樓,偶遇一位販賣《海國圖志》的老秀才,對方望著江面的外國商船長嘆:“此書初刻時,林文忠公還在力主睜眼看世界,可如今洋人都跑到家門口了,朝廷卻還抱著八股取士不放!”張百熙立刻買下最后一本,在歸舟中連夜研讀,書頁空白處寫滿了朱紅批注,那句“師夷長技,必先啟民智”,已在他心底悄然埋下了。
此次赴京會試的前夜,母親將父親遺留的祖傳端硯交到他手中,語重心長:“你爹生前常說,讀書人當如硯石,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他跪在母親膝下,望著堂中“忠勤篤實”的家訓匾額,心頭一股熱流翻涌,暗暗立下誓言:“此生若不能為天下開風氣之先,誓不還湘!”
張百熙站在宗祠外的臺階上,祠堂外的百年銀杏早已落盡最后一片金葉,嶙峋枝丫在料峭春風里劃破鉛灰色的天穹。石階縫隙,幾莖枯草掛著未融的冰凌,晶亮模樣竟像極了當年離鄉時母親塞進行囊的狼毫筆——那回筆尖的墨汁在寒風里凍成黑晶,正如他此刻胸中,雖有冰雪般的清醒,卻藏著一團熾熱的火。
“此生若不能為天下開風氣,誓不還湘。”走下臺階,張百熙拜別親友,走進官轎,走向長沙與京都,也走進了晚清政壇那片殘霞飄零的暮色。
此后十余年間,張百熙先后出任國子監司業、山東學政、四川鄉試正考官等職,這些經歷,讓他游覽了壯麗雄奇的名山大川,有了“徑思小天下,一掃煙塵昏”的博大胸懷,還讓他接觸了下層社會,目睹了現實的黑暗和百姓的疾苦,他在《自玉屏赴貴陽道中感述一首》中就充分描寫了戰爭所給予百姓的苦難:“浩蕩千里中,白骨悲沙場。官私悉破壞,無有完城隍。郡邑萬家室,雞犬豬牛羊。殺戮不一存,存者皆流亡。荊棘塞衢路,但多豺與狼。”張百熙也曾赴沿海一帶游歷,當他隔江遙望香港不禁感慨:“天意捐荒島,濤頭激壯心。圣朝柔遠德,感嘆一哀吟。”
其詩多為對國恥的沉痛和報國的豪情。
當然,這些與教育息息相關的經歷,讓他“桃李滿天下”,如在廣東門生中,后來成為近代史中著名人物的,就有葉恭綽、胡漢民、陳炯明、唐恩溥、許之衡等人。但這些經歷,更讓他得以深入洞悉清代教育制度的運行邏輯與沉疴積弊。尤其是在任山東學政的四年(1881—1884年)里,他親眼見慣了科舉制度下士子們“皓首窮經”的悲劇:有人熬白了頭發仍困于八股,有人對窗外的世界懵然無知,只懂咬文嚼字。他在給友人的信中痛惜道:“見士子伏案終日,面如枯蠟,而于時事懵然,心竊憂之。”這份對人才凋敝的憂慮,成了他日后力推學制改革的燎原之火。
貳
清朝光緒二十年(1894年),黃海海戰的炮聲撕裂了世上虛假的和平。那夜他輾轉難眠,中夜披衣坐起,案上燭火被風卷得搖曳,映得他淚痕斑駁的臉忽明忽暗。他磨墨提筆,以內閣中書的身份疾書彈劾奏折,字字如刀,認為李鴻章“壹意以戰事為非,并不督飭諸軍實力進剿,致使倭人逐日布置,逐段增兵。即勇敢善戰如左寶貴、聶士成等,亦頓兵韓境,進退失據。”
早朝之上,慈禧將那份奏折“啪”地擲在李鴻章面前,李中堂面如死灰,伏地不起。張百熙立在丹墀之下,聲如洪鐘:“臣請查北洋軍費流向!請斬丁汝昌以謝天下!”軍機大臣剛毅厲聲呵斥:“小臣安敢妄議軍國大事!”張百熙抬眼回望,目光如炬:“剛毅大人可知,威海衛炮臺的炮彈,實心彈幾何?開花彈又幾何?”話音落時,金鑾殿上一片死寂——這一問,戳穿了清朝軍備廢弛的遮羞布,也問出了滿朝文武的難堪。
退朝后,張之洞的密信連夜送到張百熙所在的翰林院:“君之直,堪比海忠介,然海公生嘉靖朝,尚得全身,今廟堂昏暗,恐直道難行。”張百熙提筆蘸墨,在宣紙上寫下八個字:“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墨跡未干,便命人送回。他未曾料到,這份剛烈將在十年后讓他付出沉重代價,卻也注定了此后的人生軌跡。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海戰的硝煙尚未散盡,次年暮春,北京的風里還挾著料峭寒意,翰林院朱紅的廊柱下,一個傳報差役跌撞著沖進儀門,手里的邸報被風掀得嘩啦啦亂響:“割遼東、臺灣,賠銀兩億,開沙市、重慶……《馬關條約》草稿傳回來了!”
原本浸在古籍校勘聲里的翰林院瞬間炸開。幾個伏案的編修猛地抬頭,墨汁滴在泛黃的書頁上,暈開一團暗褐的污痕。張百熙指節早因攥緊《論語》泛出青白,待聽清那幾句,猛地拍案起身——長衫下擺掃過案上端硯,濃黑的墨汁“嘩啦”潑在青石板上,暈開一片刺目的暗褐,竟似未干的血痕。
“荒謬!此約一簽,國將不國!”文廷式的嘶吼先撞進耳中。張百熙快步走至廳中,目光掃過諸人面如土色的臉,字字砸在地上:“我等食君祿、負民望,豈能坐視江山被拆、生民遭涂?”
說話間,文廷式已抓過宣紙,提筆蘸墨寫下“拒和變法,以挽危局”八個字,筆鋒力透紙背,每一筆都似攢著悲憤。有人紅著眼眶搶過筆,蘸墨的手直抖:“拼了這頂戴,也要上書請戰!”卻也有老編修撫著白須喟嘆:“北洋水師都沉了,拿什么戰?”張百熙猛地轉頭看向他,眸子里是痛心的火光:“不戰是任人宰割,今日割遼東,明日割中原,遲早是亡國滅種!難道我們要跪做亡國之臣?”他的話如重錘砸在眾人心上,越來越多的人拿起筆,在聯名書上簽下名字。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召集千名舉人在松筠庵集會,隨后集體上書都察院。張百熙身為朝廷官員,雖不便直接參與舉人的請愿,卻暗中聯絡翰林院同僚,在朝中為上書造勢。當都察院以“和約已定”為由拒絕接收上書時,他當著滿朝文武的面質問:“君父有難,百姓泣血,我輩竟連遞話的門路都沒有?”這番話讓慈禧不悅,卻也讓更多官員看清了張百熙的風骨。
公車上書雖未成功,卻如驚雷般震醒了沉睡的朝野。張百熙徹底明白:僅靠修補舊制已無法救國,唯有根本性變革才能挽狂瀾于既倒。他從恪守舊制的傳統士大夫,轉身成了矢志新政的改革者。
三年后,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戊戌變法的浪潮席卷朝野。張百熙時任翰林院內閣學士,連夜寫就奏疏,痛陳科舉之弊:“科舉以八股縛人才,士子皓首窮經卻于時事懵然,若不廢之,國之將亡,無有日矣!”他懇請光緒帝“廣立學堂,延聘西師,開民智以御外侮”,并舉薦康有為為經濟特科。
張百熙與康有為的相遇,是變法中的一段佳話。在強學會的秘密聚會上,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引發爭議,有人斥其“離經叛道”,唯有張百熙猛地拍案,聲震屋瓦:“推倒漢學壁壘,直探孔孟本源,康先生此著,如驚雷破蒙!”兩人秉燭夜談,從西學制度聊到教育革新,直到東方泛起魚肚白。后來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寫道:“百熙公目光如炬,言及教育,淚落數行,知其必為中國教育開新局者。”
維新不過百日便遭腰斬,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張百熙因曾舉薦康有為,被御史參劾“附和康黨,倡言變法”。幸得榮祿進言:“百熙辦事踏實,與康黨無涉,唯求國治而已”,才得以免于重懲,最終以“濫保康有為”之罪革職留任。那幾日他閉門不出,案頭的《天演論》翻得邊角發皺,手指反復摩挲“物競天擇”四字,淚水落在紙頁上暈開墨痕。有人勸他收斂鋒芒,他卻拂袖一笑:“我若不言,誰為天下蒼生言?”
戊戌變法的起落,讓張百熙更確信:教育革新是國家自強的根本。此后他四處游歷,考察西方教育制度,為日后的改革積蓄力量。正如歷史學者茅海建所言,張百熙是戊戌變法中最堅定的溫和改革者——這份“溫和”并非妥協,而是在政治漩渦中懂得保全火種的智慧。不久后,清末新政的浪潮里,他終于得以施展抱負,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叁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冬,京城被一場格外盛大的雪覆蓋。新任管學大臣張百熙踩著厚厚的積雪,第三次來到桐城派大師吳汝綸的宅邸前。為請這位時年63歲的教育大家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他身著朝服,長跪于青石板上,聲淚俱下地說道:“先生不出,如中國何?”
雪花紛紛揚揚落滿他的頂戴花翎,融化的雪水順著補服的褶皺蜿蜒而下,浸透了朝靴,膝蓋傳來刺骨的寒意,他卻不敢挪動分毫。他想起甲午戰敗的屈辱,想起京師大學堂荒廢的校舍,比起國家的未來,個人的尊嚴又算得了什么?吳汝綸隔窗望見這個比自己小17歲的朝廷命官,頂戴積雪如白頭翁,終于長嘆一聲,緩緩打開大門:“百熙公,你這一跪,跪的不是我,是中國的未來啊!”
兩人在暖閣中徹夜長談,吳汝綸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張百熙卻認真補充道:“體用之說,當如人之兩足,缺一不可。若中學為體而西學為用,則如跛足而行,終難致遠。”他拿出草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其中“兼容并包,廣納眾流”八字,后來成為北京大學精神的源頭。
張百熙的誠心與遠見,吸引了海內外諸多學者云集京師大學堂:翻譯家嚴復主講西學概論;名士屠敬山、王瑤舟講授經史;蔡元培也曾在此短暫任教。甚至連特立獨行的辜鴻銘,也被張百熙的包容所打動。辜鴻銘初入大學堂時,因留著辮子、穿長袍馬褂被同學嘲笑“守舊”,張百熙卻在公開場合說道:“辜生之辮,辮于發也;若諸君之辮,辮于心,則更可憂。”他欣賞辜鴻銘的西學功底,親自安排他教授英國文學,還常與他探討“如何用英文講好中國故事”。后來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寫道:“百熙公教會我,真正的守舊,是守住文明的根;真正的革新,是開出時代的花。”
京師大學堂的籌建并非一帆風順。選址馬神廟時,戶部尚書立山以“經費不足”為由,主張將部分校舍改為神機營練兵場。張百熙在朝堂上與立山展開激烈辯論:“練兵需銀百萬,然十年后兵老力衰;辦學需銀亦百萬,然百年后人才輩出。孰輕孰重?”慈禧太后最終拍板:“校舍照舊,經費由內務府撥給。”
為籌措圖書儀器,張百熙不辭辛勞,拜訪各國駐華公使。英國公使竇納樂嘲笑:“貴國連像樣的大學都沒有,辦何學堂?”他反唇相譏:“英國牛津建校時,中國已有太學千年。今日中國興學,正是要追回這百年之落后!”竇納樂被他的銳氣和豪情打動,最終促成大英博物館向大學堂贈書千冊。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舉行盛大的開學典禮。張百熙身著一品官服,莊重地站在臨時搭建的禮臺上,對臺下300余名學生提出“三問”:“一曰,爾等為何讀書?為功名耶?為家國耶?二曰,西學浩瀚,當擇何者而學?為炫技耶?為致用耶?三曰,今日所學,他日當如何報國?為空言耶?為實事耶?”
學生們群情激昂,齊聲高呼“為家國致用,為實事報國”。站在一旁的吳汝綸悄悄對張百熙說:“你這三問,足可讓這些孩子記一輩子。”張百熙望著臺下年輕而充滿朝氣的面孔,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長沙城南書院的自己,眼眶不禁濕潤——他知道,自己點燃的這簇火,終將燎原。
每周日下午,張百熙都會在大學堂的“時務齋”與學生親切座談。一次討論“民權”問題時,學生王國維激動地說:“今日中國之弊,在君權太重!”保守派學生立刻起身反駁:“爾等竟敢非議君父,是要謀反嗎?”張百熙卻擺擺手,和藹地說道:“學問之道,貴在爭鳴。王國維所言雖有過激,然‘民權’二字,非洪水猛獸,乃西學中‘民為邦本’之意。”他隨即取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非中國古訓乎?”一場劍拔弩張的爭論,最終變成了對中西政治思想的深入探討。
除創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張百熙還力主廢封建科舉,創建新型學制。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他親自主持擬定一整套包括從小學到大學的學堂章程,被朝廷批準后稱為《欽定學堂章程》,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學制。然而,激進的改革立刻招來保守派的圍攻,他們指責新學制“蔑先圣而襲西人”,尤其對減少讀經時間、增加西學比重的做法大加抨擊,甚至聯名上書慈禧,稱“若廢讀經,必致人心淪喪,國本動搖”。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命張之洞、榮慶介入學制修訂。張百熙與張之洞在暖閣中辯論至深夜,張之洞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增加讀經課時;張百熙據理力爭:“若中學為體如人之軀干,西學為用當如手足,缺一則廢。若僅重讀經而輕西學,無異于養跛足之人,豈能行穩致遠?”最終兩人達成妥協,修訂后的《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雖將讀經課時增至總課時的30%,卻保留了“師范館獨立設科”“實業學堂分農工商三類”的核心設計,還明確了初、中、高三級教育的分段,奠定了中國現代學制的基礎。當張之洞在奏折中寫下“臣等公同商酌,損益百熙原章”時,63歲的張百熙在案頭寫下《夜改學制》:“筆底波瀾接混茫,百年教育系存亡。”
張百熙的務實,更體現在對實用人才的看重。他向清廷上《奏派學生赴東西洋各國留學折》,這成為中國以官費派留學生的始端。隨后他主持派出47名留學生,這47人中,如馮祖荀、何育杰、俞同奎、張耀曾等均成為各自領域開宗立派的大家。后來張百熙逝世時,這些留學生集合祭奠,無不失聲痛哭,哀悼良師。
張百熙力主在京師大學堂開設譯書局、鐵路科,親自邀請詹天佑參與課程設計。兩人在頤和園的游廊下長談,詹天佑提出“先建一段實習鐵路,讓學生親手操作”,張百熙立刻拍板支持:“學西學不是為了空談,要讓學生親手摸得到機器,才叫真本事!”后來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張鐵路,張百熙又以郵傳部尚書的身份,為他協調經費、排除阻力。詹天佑晚年回憶:“若沒有百熙公的支持,京張鐵路的開工不知要晚多少年。他懂教育,更懂強國的根本在實干。”
肆
張百熙的風骨,不僅體現在教育革新的擔當里,更藏在為官行事的每一處細節中。他一生清正廉潔,時有“清標卓立”之譽,長沙至今流傳著他的佳話。
光緒二十年(1894年)十月,甲午戰火剛熄、國庫空虛,一群阿諛官員卻在西直門外大張旗鼓鋪設壇場,為慈禧七十壽辰裝點景物。張百熙打馬而過,看著鎏金彩綢在秋風中飄蕩,眉頭擰成疙瘩。他想起戶部的虧空賬本,想起威海衛傷兵無餉的奏報,回到府中立刻挑燈寫折:“國步艱難,財政困絀,點景之舉徒耗民力,請皇太后懿旨停辦,以彰仁明盛德,息謠靖亂。”明知此舉犯上,他卻將個人得失拋在腦后。慈禧雖有不悅,卻也顧忌宮外流言,最終朱筆一揮準了奏折,西直門外的彩棚次日便被盡數拆除。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與光緒回鑾北京,張百熙負責主持京城修復工程。按舊例,工程經費估定后,堂司各員可私分二成回扣,可張百熙卻當眾宣布:“國事艱難,經費分毫須用在實處,所有回扣一律取消,違者嚴懲。”最終工程不僅提前完工,還節省帑金近百萬。順天府尹陳夔龍嘆道:“百熙公此舉,真乃古之清官再世。”
任吏部尚書時,他回鄉省親,專程拜訪同窗好友盧曉亭。鄰居們都以為這位一品大員定會送來厚禮,畢竟盧家當時家境貧寒,且兩人書信往來數十年。可待張百熙離去后,盧家拿出的僅只有一幅字畫——是張百熙親筆題字的盧曉亭夫婦畫像,題字寫道:“盧公曉亭大人乃家鄉善士也,品行端莊,性情渾厚;盧母馮恭人乃女中君子也,德性貞靜。”盧曉亭感慨萬千:“張無財寶相贈,有此字畫,我足矣!朝廷有如此高官清吏,國之幸也!”這幅字畫后來被盧氏后人視為至寶,代代相傳。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張百熙出任郵傳部尚書。侍郎唐紹儀提出任用一批鄉紳富商為官,張百熙堅決反對:“郵傳部掌鐵路、電報,須用懂實務之人,豈能任人唯親?”他力主選拔京師大學堂畢業的青年才俊,最終唐紹儀舉薦的人選無一入選,兩人因此交惡,后為御史所劾,兩人均著傳旨申飭。唐紹儀腦子靈活,“贈太監銀”,只是被象征性訓斥幾句后便輕松走人。張百熙清廉自守,因無銀行賄,跪聆旨畢,宣旨太監厲聲大罵:“混賬王八蛋,滾下去!”張百熙叩首起立,面無人色,回到家中便一病不起……
兩年后的2月18日,受辱的張百熙郁憤而終,享年六十歲。門人弟子聽聞噩耗,無不痛哭流涕,湊銀七千兩欲為他塑銅像,后得知他家貧至食粥不繼,便將銀子存入錢莊作家屬生活費,不料錢莊倒閉,銀錢盡失。
張百熙一生,胸懷救國救民之大志,極力主張從改革教育、培養人才入手,實現維新變法之理想。他幾十年如一日,為此而奔走呼號,為此而奮斗,也正是為此而三次受打擊。第一次是因保舉康有為經濟特科而受革職留任之處分;第二次是因創辦京師大學堂,被頑固派排斥;第三次是籌創郵傳部,因在人事問題上堅持原則,遭申斥而受太監侮辱,以至含恨病逝。不過他的精神與事跡是永存的,人們對他的紀念是永存的。張百熙六十壽辰時,學者林紓曾贈壽聯道:“數湘中將相,咸由武達,我公獨以文章,清標卓立朝端,宜享修齡如潞國(文彥博);綜天下膠庠,所有導師,一老為之領袖,賤子來從海上,居然便坐識荊州。”張百熙逝世后,又有友人以挽聯概括之:“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艾者,先后屬公門,咸欲鑄金酬范蠡;可為痛哭,可為流涕,可為長太息,艱難值世事,不堪鵬賦吊長沙。”
如今,在長沙縣春華鎮百熙村的清幽山坡上,張百熙的墓靜靜佇立。墓碑上“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子少保銜署禮部尚書張公百熙之墓”的題刻,凝固了清廷對他一生的官方評價。
漫步百熙村泉井沖,眼前張百熙的墓園,青山環抱,墓址開闊。墓基占地約100平方米,墓前立石祭臺,墓后立碑三通,圓形墓冢,三合土封頂。象征權尊富貴的石獅石馬蹲臥墓首,石人則分立兩邊,俯瞰群山,郁郁蔥蔥,墓園安謐。墓下不遠有口千年古井,當地人叫柳樹井也叫泉井。這是一口神奇的自流井,井里常年有一股清澈的泉水,井水清涼,喝時還有一絲淡淡的甜味。當地人稱,是千年古井養育了張氏一族,也養育了張百熙這樣的清官大吏。
曾經,站在京師大學堂的舊址前,望著那座古樸的校門,仿佛還能看到張百熙的身影。他穿著棉袍,戴著瓜皮帽,眼神里滿是堅定,正朝著校門走去,身后跟著吳汝綸、詹天佑、王國維等學者,他們的腳步,堅定而有力,仿佛在告訴世人:革新永遠沒有止境,教育必將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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