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走馬樓西漢簡牘讀長沙人名

　　《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全四卷）/長沙簡牘博物館、湖南大學簡帛文獻研究中心 編著/主編：陳松長、李鄂權/岳麓書社/2024年3月

　　10月27日，由湖南大學簡帛文獻研究中心、長沙簡牘博物館、岳麓書社共同主辦的《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新書發布會在長沙簡牘博物館舉行，此次發布的新書全面系統地公布了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2600余枚走馬樓西漢簡牘及相關專家的研究成果，包含了西漢時期的司法行政、社會文化等重要內容的研究公布。該批簡牘年代明確，等級較高，數量頗為可觀，為歷年出土的西漢簡牘中少見，長沙國也成為目前西漢七個諸侯國中唯一有行政文書留存的諸侯國。

　　那么西漢時期長沙國的人名在這些簡牘中是如何體現的？我們借新書《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一探究竟。

　　以“國”為名

　　在走馬樓西漢簡牘中，以國號作為人名者數量較多，如“胡人”“巴人”“吳人”“代人”等，文書中可見：“五年九月辛酉，獄史巴人爰書……”“獄史胡人爰書……”“五年九月己未御史吳人訊……”更有意思的是，在簡牘上還有以“國人”為人名者，學者認為，這既是其名數登記時的操作所致，又是作為區別當時流民來源的習慣稱謂方式。

　　以“職”為名

　　以人的職業為名，似乎也是西漢時期社會中的一個常態。此批簡牘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農夫”一名，經學者考證，“農夫”的取名應與其“原生家庭”所從事的職業有關（指曾世代為農）。走馬樓西漢簡牘實物中記載的“農夫”一人，似乎已經脫離了原生家庭，非務農者，而是臨湘縣的一位令使，這或許是西漢時期的“小農家庭”通過自身努力實現“階級躍升”的實例。

　　以“獸”為名

　　兕、貍、蛇、麏、蛙，這些在現今生活中已不常見甚至已不出現的動物，在這一時期也被用作尋常的人名。今人看來，此類的人名或略顯陰鷙，然而也直觀地反映了此類名字所帶有的時代性與地域性。就時代性而言，“兕”為古代一種犀類野獸，《爾雅·釋獸》：“兕，似牛。”已無法完全考證為何種獸類，這是今人所罕用的。“麏”一名其實也反映出了用此名者生活的地域性，因“麏”實為“麇”，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獐子，常見于南方山野之中。結合簡牘出土地來看，名為“麏”的人，其生存環境周邊就存在此生物的可能性也是極大的。

　　以“居”為名

　　以居住地為名的，亦不在少數?？梢娪小佰保篡刂?，“紀郢”（湖北荊州）、“鄢郢”（湖北襄陽），在漢代其實都不在長沙國的領地內。名“郢”者，應是名副其實的“外地人”。而“本地人”更好辨認，直接稱為“城”“里”，原記為：“上校長沙內史府，敢言之·四月辛卯臨湘令城、都水丞廣行丞事……”這里的“城”，其實就是“臨湘令”的名字。

　　“特殊身份”直接為名

　　西漢時期，身份的特殊仍可被“烙入”此人的名字之中。無論榮辱與否，似乎都不例外。如“虜”一名，很有可能是此人的家庭乃至家族有過被俘虜的過去，但這也不是一種罪名，當時的樂府之中就有“虜”人的身影可循。應是一種身份變更歷程的印記，而非尋常人家試圖以名為愿的期許。

　　時間之語亦可為名

　　“年”“萬年”“歲”“萬歲”。和西漢同時期銅鏡上的銘文類似，這些時間的表語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年歲之永的一種祈愿，用作人名亦是常見。而令人好奇的是，“午”“旦”“夕”也在人名中出現，是與其生時日辰相呼應，或是有其他緣由，都有待專家進一步考證。

　　以上幾類，是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中所能見到的常見幾大種類，在岳麓書社出版的《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中均有體現。本書主編、湖南大學簡帛文獻研究中心陳松長教授指出，漢代人的名字也許并不算單一，有些人名可能并不是其父母所給，甚至沒有正式的名字。也許會在其生平中的遷徙、流轉中，于各個轉折點被賦予名字。其可被解讀的深層含義，仍是值得我們繼續探討與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