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雙雄”吹響文藝抗戰號角

《桂林!桂林!中國文藝抗戰(上、下)》/楊益群 著/湖南美術出版社/2024年12月
在炮火連天、烽煙四起的抗日戰爭中,憑借獨特的地理、交通、政治條件,繼長沙之后,桂林迅速成為當時中國西南的文化中心和著名的文化城,短期內匯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愛國熱血青年和文化人士,他們用文化吹響了戰斗的號角,用藝術點燃了抗日的激情。湖南美術出版社推出的83歲老作家楊益群的《桂林!桂林!中國文藝抗戰(上、下)》,以恢宏的體量為我們揭開了這段塵封的文藝抗戰史。打開書頁,跟隨作者穿越那段血與火交織的崢嶸歲月,眼前赫然出現了西南劇展舞臺上揮舞的刀光劍影,耳畔仿若再一次傳來漓江畔響起的抗戰歌聲。
全書共70余萬字,分為上下兩冊,上冊以桂林文藝抗戰時美術家的個案為主,下冊則系統、全面、深入地整理和研究了47位文學家、音樂家、戲劇家、出版家等其他文藝精英為抗日救亡在桂林開展藝術斗爭的活動,講述了他們在艱難環境中如何堅守信念,用文藝作品為抗戰勝利貢獻力量的感人故事。
戲劇舞臺上閃耀“長沙雙雄”
1938年至1944年,在這特別的6年間,桂林城里掀起了形式獨特的抗戰——文化抗戰。齊聚在桂林的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漢、巴金、歐陽予倩、陶行知等上千名知名文化人紛紛加入戰陣,他們舉辦西南劇展、組織文藝演出活動、出版發行書刊……桂林城中的每一個文化名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為抗戰謳歌,為民族復興吶喊,出現了桂林抗日救亡文化空前繁榮的局面。
彼時的戲劇界,同為湘籍的劇作家田漢與歐陽予倩雙星閃耀,書寫了動人的篇章。1941年,田漢率南國社歷經艱險輾轉來到桂林后,將《秋聲賦》《再會吧,香港》等劇作化作刺向敵人的鋒利匕首。書中特別收錄其“刀叢覓小詩”的珍貴手稿照片,那些密密麻麻寫在皺褶香煙盒上的詩句,字里行間浸透著硝煙與墨香,生動見證了戲劇家如何在敵機轟炸、物資短缺的困境中堅守精神陣地。歐陽予倩則另辟蹊徑,在“廣西省立藝術館”(當時名)創辦戲劇講習班,系統培養戲劇新人。他親自改編并指導的《木蘭從軍》融合傳統戲曲與現代話劇元素,將抗戰與衛國深植其間,連演三十余場場場爆滿,激發出民眾磅礴的愛國熱忱。這位曾留學國外的藝術家,每日以糙米咸菜果腹,在生活和藝術方面,始終堅持與學員同甘共苦,本著“嚼著菜根做精品”的創作方式,抗戰期間,他還創作出《梁紅玉》《桃花扇》等經典,生動詮釋了桂林文藝抗戰“土洋并蓄、雅俗共賞”的特質。
出版界日夜加印《論持久戰》
出版界的抗戰故事同樣精彩。秦似主持的《野草》雜志不僅刊載進步文學作品,更巧妙地在每期刊物中夾帶抗日宣傳頁,這些薄薄的紙片如同精神火種,在讀者間秘密傳遞。華嘉負責的《大公報》桂林版則突破新聞常規,連續數月以整版篇幅刊載戰地記者發回的通訊報道,將前線將士浴血奮戰的場景呈現給廣大民眾。桂林地下黨領導的印刷廠,工人們日夜加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將抗戰的薪火傳遍了大江南北……這些鮮活的細節如拼圖般漸次展開,勾勒出桂林作為戰時文化兵工廠的完整圖景。雖然聽不見槍炮轟鳴,但文人學者、編輯記者和印刷工人用智慧與汗水,讓每一頁紙張都化作射向敵人的子彈,每一滴油墨都成為滋養民族精神的血液,在看不見硝煙的文化戰場上筑起了堅不可摧的防線。
女性在藝術與文學上抗敵吶喊
美術家的抗戰同樣令人動容。徐悲鴻在書中被稱為“慈悲的苦行者”,他創作《漓江春雨》時特意在畫中嵌入象征抗戰的鷹隼。李樺的版畫《怒潮》組曲,每幅作品都像一把刻在木板上的刺刀。這些藝術家常在防空洞里借微弱燭光作畫,黃新波甚至將刻刀別在腰間,警報聲中仍堅持創作。文學家的筆墨同樣鋒利,巴金在書稿中記錄了他與魯彥創辦《救亡日報》的艱辛,那些寫在毛邊紙上的社論,后來被讀者偷偷傳抄當作傳單。書中,還濃墨重彩地記敘了女性文藝家的抗戰風采。郁風不僅用畫筆創作《女戰士》系列——這些作品以剛勁有力的線條勾勒女兵們堅毅的神態,更組織婦女識字班,用知識武裝同胞。華嘉在丈夫犧牲后強忍悲痛,白天排版校對,夜晚撰寫社論,用柔弱肩膀扛起《救亡日報》的運轉。她們用藝術與行動,深情詮釋著巾幗不讓須眉的愛國擔當。
綜觀這部厚重的作品,最打動人的不是那些赫赫有名的文藝大家,而是書中普通藝人的群像。在抗戰的大后方,無數文藝工作者挑燈夜戰,保質保量地生產著優秀的文化產品,鼓舞著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他們為換防下來的士兵表演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為寒風中佇立的百姓演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真摯的家國情懷,一次次激起了勞苦大眾強烈的情感共鳴,這種無怨無悔的奉獻與堅守,正體現出桂林文藝抗戰的精神內核。當山河破碎之際,只有將舞臺化作喚醒民眾的陣地,用激昂的藝術生命鑄就不倒的精神豐碑,才能用堅韌的文化力量,書寫出華夏大地不屈的民族脊梁。
抗戰勝利八十年后的今天,桂林文藝抗戰的群像已然在歷史的長河中,定格成永恒的剪影。擦拭這座豐碑,重讀這段血與火淬煉的文化史詩,仍能觸摸到那些滾燙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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