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終

　　在數千年風俗歷史變遷的長河中，中國在進入近現代這一激越歷史險灘時，長沙這座城市在人文風俗各方面變遷中綻放出璀璨光華，在殯葬風俗變革上，更成為天下先。清末長沙學子自發為陳天華、姚宏業開新式追悼會，尤以公葬陳、姚二烈士于岳麓山，被毛澤東譽為“驚天動地”;民國初期，北京國民政府頒令：國葬黃興、蔡鍔于長沙岳麓山，由此開中國近代史上，“當世偉人”以國家名義進行盛大殯葬的先河，開啟了數千年來中國喪葬文化向近現代文明大轉化的重要歷程。

　　當然，作為中國南方重要省會的長沙，兩千余年來，一直處在大中華儒家文化圈內，其主要喪葬禮儀與全國各地并無太大差別，但長沙本身又處巫風蠻雨之地，湖湘特色巫文化及南楚文明一直熏染著民間，一些從北方來長沙“觀風察俗”者，竟有為長沙“頗具特色”、似過喜慶的“白喜事”喪葬禮俗“大驚失色”者。

　　限于篇幅，本章略寫與全國差別不算太大的殯葬禮儀，更關注在近現代文化新潮中變化或堅守的喪葬禮俗。

　　1.長沙舊式喪葬習俗怪聞錄

　　◆“白喜事”太過熱鬧和喜樂，外間褒貶不一

　　在長沙，老人壽終正寢，稱“老了人”，這在長沙被認為是一件值得慶祝的大事，有“白喜事”之稱。子女往往大操大辦，大鑼大鼓，大吹大擂，以此表達和炫耀子女孝意，貧家為此不惜舉貸，中產之家甚至有因大肆操辦喪事而破產亡產者。

　　晚清以來，時有地方大員一方面嚴厲批評長沙喪事太過奢侈，不顧自身經濟條件，大操大辦，“有傷生理”;另一方面又批評長沙喪事過分隆重熱鬧，甚至竟充滿喜氣洋洋的喜慶色彩，殊無“悲戚之感”，頗“有傷于孝道”。當然，與此同時有人也被認為“白喜事”喜慶一些或亦無妨，這反映的是湖湘地方風土人文頗具樂天派的精神。這種所謂長沙“樂天派”以熱鬧喜樂的形式辦喪事，在20世紀90年代長沙街頭的“彈四郎”中仍可一見，當年長沙街頭辦“彈四郎”，現場大肆吹奏和演唱《咱們老百姓今兒真高興》 等歌曲，令人發笑。

　　從晚清開始，直到今天，長沙舊式傳統喪事文書，仍多用白紙，頭門上更會粘懸白紙墨書“當大事”。“當大事”語出《孟子離婁下》：“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長沙按傳統套路操辦的“白喜事”，主要使用朱熹等人制作的“家禮”，但“禮多人不怪，油多不壞菜”。為大操大辦“白喜事”，一些豪富之家鋪張奢侈，往往將儒、釋、道三套班子一齊拿來大辦“白喜事”，當然也可任選儒釋道任一種辦喪形式，這完全看個人經濟實力以及家族家庭喜好。

　　1932年6月7日晚，湖南省主席何鍵部下第16師中將師長彭位仁的母親萬太夫人在長沙壽終。彭位仁兄弟三人均居要職，三兄弟為顯示孝心及家族顯赫，就在南門外碧湘街旁吉祥庵巷彭公館(20世紀50年代已拆建成書院路)大辦喪事，當街搭起高臺，請僧尼在高臺上日夜誦經唱禮;彭公館內更有道士依道教法事演過奈何橋、渡鬼門關等故事;禮生們則按儒教傳統禮儀敬文昌、上祭、祭九曲蓮臺等諸事。送禮者、致祭者絡繹不絕。彭氏兄弟大辦喪事時，按長沙禮俗是要為死者“做好事”的，故在吊唁期間，每天都分兩次在彭公館門前向求乞者施舍散錢，到發錢之時，就有士兵抬著一大籮筐銅圓，向群集在彭公館門前的乞討者每人施舍一到數枚銅元。第一個七天期滿后，彭公館門前更建起高臺，儒釋道三家均登臺做法事，做法事時，在樂隊伴奏，唱盡諸般例行曲調后，彭家又向臺下聚觀群眾拋撒大量糕餅，附近幼童紛紛搶拾，名曰“放炮”…… 可見場面之大。

　　借喪事向貧家施舍，也曾釀出事端。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就在1915年4月4日日記中記載：長沙第一富戶朱云谷堂(即朱昌琳家)因喪事，先出招貼：“給乞食者每人錢百文”，結果導致貧困人家群集討錢，以至因踐踏傷命者有數人之多，有一母二小孩全家斃命者。楊昌濟評價道：這是施惠而不知施惠之道，反致造業。

　　一般家境的人家“老了人”，當然不能像彭位仁家、朱云谷堂那樣場面浩大，但長沙城鄉只要是聽聞身邊有人家“老了人”，鄰里親友仍會主動去“幫白喜事忙”，孝家則備佳肴待之，故辦“白喜事”的吃喝，也稱“倒了肉山”，俗稱“吃爛肉飯”，又有所謂 “人死飯甑開，不請自己來”之說，但凡拿三柱香幾張錢紙，均可到喪家開辦的酒席上大吃大喝，喪家也樂得圖個熱鬧。

　　舊時長沙城鄉一般人家治喪，多為三五天，一般租轎行儀仗，雇中西樂隊。親友吊唁，多以竹布或紙書寫挽詞詩章，懸掛孝堂，出殯時有繞街陋習，有在南北四門城門洞拜城隍習俗，常致交通梗阻，一度為軍警嚴格治理。長沙拆除城墻壁后，此習雖除，但舊時出殯游街的惡俗仍長期存在。

　　◆舊式喪儀套路嚴格煩瑣，孝子被認為“不孝”即可人人喊打

　　長沙舊式傳統喪儀，繁文縟禮頗多，清末民初由官方編印的《湖南民情風俗報告書》中對湖南喪儀禮俗的調查記錄竟達25頁之多，喪家治喪從初亡到上山到追薦，無不詳錄。

　　1.送終。長沙風俗重視送終。死者病危，家人齊集床前敬聽遺命。死者剛逝，子女即除床帳，男子散發，女子去除頭上首飾，家人捶胸頓足，放聲號哭。跪地燒“倒頭紙”。清末倒頭紙錢數，重量為“九斤四兩”，從民國后期到新中國后，倒頭紙重量不知為何一變為“三斤六兩”。并且長沙民間社會避諱說“三斤六兩”。亡故者落氣之初，還須燒“起馬轎”。又有“報廟”習氣，即向城門洞城隍報廟。

　　2.殯殮。長沙風俗，小殮前，喪家須持瓦盆前往干凈塘邊或干凈井泉前，焚香拜禱，再用瓦盆汲水。哭而歸家后，在水盆內加入檀香，經煎熬，給死者抹澡，送逝者干凈上路。隨后即為襲殮，即將逝者移于已覆有白布的門板上，為其穿上壽衣、壽鞋，戴上壽帽等。又有替逝者含飯之禮，長沙風俗，用小珠玉或金銀屑加飯七粒，以桂元肉裹之。貧戶則用銅錢三枚和飯成丸，喪主跪伏于亡者前，納于其口中。此后，為逝者頭蓋面巾，隨即，尸足前燃燈，稱引魂燈;用一盂飯供奠，稱倒頭飯。甚至有人家在尸前割雞淋血灑酒于地，稱給死者以血食。再后舁棺入門，燃爆竹迎之，置中堂，棺下承兩凳，置棺蓋于側，以紅毯覆之，熬桐油松香成汁，涂棺內。尸入棺，用皮紙裹石灰為包(包數如死者之歲數)，塞尸之空隙處。于是掩巾加被，用皮紅覆蓋其上，為魚鱗交搭之狀，曰魚鱗甲。再以五谷灰或石灰、石膏等傾滿棺中，稍按緊，才可蓋棺，蓋棺后還須請道士誦咒、畫水、書符，據說可以鎮邪及防止漏堂。

　　3.喪具。即亡人在棺中衣物。在清代有官爵的，穿戴品服，長沙曾國藩墓、左宗棠墓被盜后，人們發現曾、左二公所穿戴的都是品服。一般常人無論男女多作道裝，頭上所戴之帽為唐巾，衣用圓領大袖的道袍，靴為壽靴，靴底用墨點七點如北斗七星式樣。內衣必用單數。所有衣物均不用鈕扣，以繩系之，等等。對于棺槨、靈床、靈幾、魄帛、靈位、木主等均有一套成文的講究。至于進入治喪這一重要環節，則對于成服中具體的三淋冠、哭喪棍等均有一定的具體規定，引后又有發白、成主、家奠、朝夕奠、賓奠、朝祖、祖餞、發引、送殯、謝孝等等，均事無巨細，加以說明，感興趣的讀者可翻閱《湖南民情風俗報告書》，本處不贅述。

　　總之，湖南舊式傳統喪葬禮儀因太過煩瑣頗令人生厭。1920年3月，湖南有位名叫任右民的青年，當他讀到胡適的《我對于喪禮的改革》一文時，越讀越痛快，越讀越佩服，最后忍不住給胡適寫了一封信，以自己給母親辦喪禮的親身體會，控訴了湖南舊式喪禮的種種弊端，力主改革舊式喪俗，主張人死后，入殮要快，葬期要短，喪事從儉，不立主牌，不搞祭禮等活動。

　　其實早在五四運動之前，長沙及湖南已有不少進步人士認識到傳統喪禮的陳腐落后，想要改革傳統喪葬習俗，1917年長沙鄉下即有一當官者歸家辦父喪，延請大賓題主。在喪禮中，禮生按新式追悼會方式，向孝子喊禮稱：“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觀禮者馬上群聲鼎沸，認為父親死了，怎么可不跪地磕頭而施行新式鞠躬，彎彎腰就可作數?最后旁觀眾人竟“大聲喊打”，一場喪事竟一哄而散。由此也可見當年長沙傳統習慣勢力仍舊影響極大，絕大多數人只得屈于壓力，只得遵照舊俗。傳統喪葬習俗只到新中國成立，在長沙城鄉仍有著十分牢固的基礎。

　　“夜歌子”讓出殯前夜絕不寂寞

　　長沙喪葬，在出殯先晚最為熱鬧。此夜，于富貴人家，舉行各種儀式通宵達旦，禮節最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初餞、二餞、三餞。這三餞都必須陳設盛饌佳肴，濃茶美酒，極盡鋪張熱烈之能事。此夜在喪堂所讀祭文語句之優美也無以復加，如祭文中有所謂“迢迢良夜，莫由回已去之魂;朗朗明燈，照不見再生之影”。讀來音調抑揚入情入景，令人感動。

　　為死人辦喪，固然是人生禮俗中的大事。有錢人家里死了人，可請文官諸夫子喊禮讀文;請和尚道士大做道場。但城市和鄉村仍然有相當多沒有錢的人家，家里死了人，就只有搞一面鼓一面鑼，請來幾個下層人，唱一宵夜歌子，以此作為對亡者的追祭，也多半會讓喪事場合變得十分熱鬧。

　　據說，夜歌子來源較古，在周朝時即有所謂“子夜歌”，即其源頭。但長沙夜歌子卻極有可能只是在民間婦女紡紗時念唱的燈書一類歌本上自然哼唱而成。正式為夜歌子配上鑼鼓，據長沙民間口述資料，已經是清朝時候的事情。

　　起先，夜歌子只是底層民眾因無錢辦喪，只得請來下層社會二三歌師唱夜歌鬧喪，不使喪事太過寂寥，演變到后來，因出殯前夜，所有儀式均已舉行完畢，孝子需通宵守靈，故在下半夜也會招來賓客擁聚孝堂，旁聽民間歌師大聽長沙本土的夜歌子。

　　夜歌子最初內容包含“二十四孝”“十月懷胎”等曲目，發展到后來，以鑼鼓擊節，用通俗韻語，或頌唱亡者功德風范，或表彰賢慧子媳，或攻擊對方失誤疏漏，或斥責忤逆子孫，冷嘲熱諷，令人汗顏，唇槍舌劍，每多引起口角，經孝子磕頭拜謝，方才平息。至出殯前夕，唱“辭別歌”，唱逝者生平，其語感人，令人泣下。

　　到了晚清時期，長沙就已形成完整的夜歌子系統，但凡唱夜歌子，都有了開場白，也有了說詞，唱一夜，臨到天亮，還有收場歌等講究。開始時長沙城內唱夜歌子的開場歌，用行話叫“喊報錘子”，是這么幾句話：“福雨賜糧，天地開倉，打掃孝堂地，爐內裝滿香，田君請到此，家宅保平安”———當，當……

　　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初采風搜集到的長沙東鄉、近瀏陽一帶的夜歌子開場歌更加完整，其“喊報錘子”為：“吉日開張，謹設靈堂，東至北，北至吉祥。男孝子歸孝堂，女孝子歸繡房。一不要啼啼哭哭，二不要咒爹罵娘，三不要高聲大叫，四定要和氣商量，五要五倫和三黨，六要親朋坐滿堂，七不要七嘴八舌，八要句句講賢良，九要言之有理，十要句句成雙。天要烏云奔四方，大水茫茫奔長江。蛟龍奔到海里去，四路歌帥奔孝堂”。這樣的開場白把搭棚辦喪唱夜歌等一應注意事項全都說得清清楚楚，可謂形式完整了。

　　民國時期長沙《大公報》記載，長沙民間辦喪事唱夜歌子，最初其實不過是用來安慰死者之意，制作的歌詞馬馬虎虎，但唱過一段時日后，一些人認為這些歌詞無《香山記》《十美圖》有味，長沙城內的夜歌子直接就以《香山記》《十美圖》一類歌本作為孝歌來唱。發展到后來，所唱喪歌越來越不像話了，花鼓淫詞一類也為唱夜歌鬧喪者所采用，在一旁傾聽者，包括喪家，都對此哄笑不已，由此演成淫亂之事，也曾發生過。更主要的是，長沙唱夜歌子鬧喪，兩人對唱，互相譏嘲，常致最后謾罵，演成兩相決裂，甚至大起沖突，大打出手，搗毀什物。

　　民國初年(1912)，林支宇主管湖南警政時，曾以湖南省警務處處長名義通令湖南各縣，嚴加禁革唱夜子歌鬧喪之俗。當時成震英任長沙某署署長，在一夜之間曾拿獲二十余名唱夜歌子鬧喪者。

　　當時主湘的譚延闿和林支宇曾計劃，應在湖南設置一改良歌曲的機關，以長沙作為試點城市，將湖南各地唱夜歌者及平時在街頭講評說書的從業人員，一律勒令前來這一歌曲機構，歌曲機構既要改良社會上的各種歌曲，同時也要對以上從業人員加以訓練，既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同時又可令他們各自出具一“不得排唱淫詞艷曲及迷信鬼神歌本”的承諾書，有了培訓資格證書和承諾書，方能允許他們在長沙夜場各自營業。

　　不過，隨著湯薌銘和張敬堯等北方軍閥進入湖南，林支宇等人的計劃落空。尤其在張敬堯入湘后，長沙辦“彈四郎”之風，唱夜歌之俗，又死灰復燃，迅速遍及長沙城廂，此時的警察也采取放任主義，不加干涉。而請來唱夜歌子的喪家也向外不斷放言稱，唱夜歌辦“彈四郎”，足以為亡者解罪，并可令喪堂不復冷落。夜歌子之風遂在長沙城市鄉村一直流傳，至今在長沙周邊一些鄉村喪禮上仍可以聽到夜歌子之聲。

　　長沙夜歌子在“喊報錘子”后，必然會唱：“孝家門前一樹幡，幡上吊金牌。金牌上有七個字，奉請田君來到此。”當，當……長沙夜歌子中經常會提到的田君其實就是鬼。唱夜歌子最初據說是為了媚鬼，為鬼神服務。長沙民間把“鬼”字拆開，就變成了“田廣、田慶、田宏”，這三姓田的帥生所指均為鬼。

　　長沙夜歌頗得《楚辭·九歌》之風韻，比如其中就有歌唱道：“春有稻，夏有蓮，秋有菊花開滿園，冬臘寒梅傳消息，陽雀催春又一年。”當，當……

　　在唱夜歌子“喊報錘子”時，一般用一人掌鑼鼓，一人燒錢紙，鑼一停，就要唱幾句。頭歌唱完要燒煞。燒煞的時候，拿錢紙一邊燒一邊唱：“神前亡煞燒在地，屋檐童子稟告你，咚咚……秦叔保，尉遲恭…… 和你一起守財門。”這就是請神，屋檐神、門神、井神、火神等一一都須請到。

　　唱夜歌子最能引人興味，也是夜歌子的高潮時段，就是唱夜歌子的人斗雜嘴子，換成今天的話就叫做“越策越開心”。當然，唱夜歌子的一般都是社會上的小市民底層人物，因沒有文化，只要押韻，什么話都唱得出來，成為一種低級下流，被人看不起的東西，但在清朝時期即有出使過西洋的著名文人郭嵩燾聽過長沙夜歌子，他認為唱夜歌子的人，有天官之才，可惜無天官之福。

　　一般來說，夜歌的形式有對歌、連歌、斗雜嘴子、數來寶等，詼諧百出，譏嘲四起，隨口編詞，互相戲弄，暗中對罵，但唱夜歌之人不能生氣。民間認為，因唱夜歌而生氣為失格之事，如因此發生打斗，更為人所不屑。

　　夜歌子帶有守靈排悶性質，常會唱一通宵，但也講究最后要有收尾之歌。收尾歌一般是勸慰和感謝喪事在身的東家和聽眾，其歌曰：

　　“我勸東家不要哭，亡者身居千年屋。茶酒落地紙成灰，百般還是假慈悲。為人在世走一轉，第一莫爭長與短。眼睛一閉腳一伸，只見黃土不見人。為人在世冒得搞，第一不要生煩惱。世間本是歇涼亭，人生百歲一場空。”

　　最后有唱夜歌中的長者或為首者，長聲朗吟：“日月兩輪懸，乾坤幾萬千。華屋量人斗，家妻渡客船。良田生萬物，兒女眼前冤。世人誰不厭，脫卻是神仙。”大凡有頭有尾的夜歌子才算是圓滿。

　　一般來說，唱夜歌子要把握好節奏，民間講究在雞叫之前一段時間，即要提前結束夜歌子鬧喪。舊時迷信，喪家害怕躲在棺材里的逝者因為聽夜歌子入迷而忘記了上路。故對此時間把握極意重視。雞叫天明，靈柩即將發引，上山埋葬，此時有人會唱起流傳于長沙地區的凄惻的《辭別歌》。限于篇幅，此處不引。

　　◆貧家無力請扛夫，豪富之家抬棺材竟動用百人

　　直到新中國成立前，長沙城鄉民間流行的喪葬禮儀，還是以舊式傳統喪葬禮儀為主。舊式傳統喪葬禮儀講究久辦厚葬，充滿保守落后的迷信因子。其中送殯禮節，貧富不同，貴賤各異，但整個喪儀活動中，以送殯最為熱鬧，其中頗有故事可講。

　　晚清長沙，出殯之時，所用執事，極講封建等級，在送葬的儀仗中只有貴者方能用“誥封亭”，身份低賤者再富有也不敢使用誥封亭。晚清時期，長沙高家巷有一個老妓女出殯，儀仗僭用了半副鑾甲及主轎之類，更抬出誥封亭。長沙街巷市民見此，義憤填膺，認為老妓出喪，抬誥封亭太過囂張，怒而阻止，竟使老妓之喪不敢使用儀仗。

　　當然，送殯使用儀仗的多少，更重要的還是經濟原因。貧困人家出殯，能用上長行執事(僅鑼、旗、傘三項)就算不錯。也有完全不用執事，僅孝子手捧靈位、持引頭幡前導者，一看就知這是長沙城內赤貧之家出喪。

　　但凡富貴人家出殯，其儀仗都要用到號令大鑼、銜牌、執事或半副鑾甲，或全副鑾甲，以及銘旌、主轎、香亭、靈亭、影亭之類。在晚清長沙街頭甚至可以看到有喪家用四人或八人大抬御賜“誥封亭”游街。誥封亭前，并用旗傘遮陽侍衛，僅侍衛就用四人或八人。侍衛一般由市中貧兒裝扮，戴花球紫金冠，穿紅綠繡花衣，手執宮燈、香爐等物。靈亭主轎之前，也各用旗傘皂班、道童、引童、擺馬、頂馬。有僧道送葬者分別行走在靈亭主轎之前，其后則有木牌二個(上書“亞”字)，系整匹白布，直牽于靈柩之上，由孝子賢孫組成的送葬隊伍都步行于其中，孝子走在最后。

　　晚清民國時期，長沙城內為喪家抬柩之杠可分為六種，最好之杠名為雙龍頭杠。雙龍杠顯得異常豪華氣派，需用力士128人。其次為大龍頭杠，用力士64人;小龍頭杠，用力士48人;大如意杠，用力士32人;小如意杠，用力士24人;赤膊杠，用力士8或12人。所謂赤膊杠，就是指抬靈柩時用上一棵圓樹，而龍頭杠、如意杠則須雕刻龍頭、如意之形，施以金漆。

　 以上出殯的儀仗，完全視孝家經濟實力而定。一般平民多用如意杠，抬靈柩人數以16-32人，執事僅旗幟數面而已。而顯貴者多用龍頭杠，人數有96人之多，雙龍頭杠，抬柩的人數則為128人。據說在晚清50年中，僅湘軍將領、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葬于長沙北門外鵝羊山，出殯時用到了雙龍頭杠,，轟動了整個長沙城。晚清柱石重臣曾國藩和左宗棠歸葬長沙時，則相對低調得多。

　　此外，長沙和善化兩縣，送葬時，為了營造熱鬧氣氛，竟有用龍燈一條或數條送葬者，這些龍燈是田莊佃戶們為討好喪家而出動的。

　　出殯時，長沙又有拋買路錢之俗，即一人跟在棺材附近，拋撒錢紙。

　 ◆非正常死亡者的喪葬風俗，枉死懺度打“幽冥鐘”

　　非正常死亡，長沙風俗認為不吉，尸首不能由正門出進，更不準葬入祖山，并有種種禁忌。但凡年未滿六十歲非正常死亡者，甚至在民間被貶稱為“化生子”。這就有些不分輕重黑白了。

　　長沙舊時非正常死亡，尤其是婦女因生產身亡及上吊、被殺、水淹死、火燒等原因而死，均稱枉死，必定會延請僧尼或齋公道人筑臺郊外，誦經焚楮，打“幽冥鐘”，時間一般為半月、一月，甚到長達七七四十九天之久。舊時迷信的人們認為打過“幽冥鐘”后，即已替死者改罪。

　　男子亡故打“幽冥鐘”十分少見，但女子枉死，無論富貴或貧賤，十有八九，會要打“幽冥鐘”。因女性枉死，不管理由曲直，女子娘家一定會出頭，要求男方為已死女子打“幽冥鐘”，在當時的長沙，全社會也認為這是正當合理的要求。一些人家“家無擔石”儲蓄，也不得不在秋收之后，想方設法為已亡女子打“幽冥鐘”。

　　負責為亡者超度打鐘的，舊時一般寺廟中的和尚為多，道人齋公偶或為之。打“幽冥鐘”者往往會在曠野之地，支起一個草臺，以和尚或道人一人居其中，打“幽冥鐘”者一般需要七七四十九日，草臺中間立有釋迦牟尼或太清神位，草臺之左則立有枉死者之位，另外制一紙人，如枉死者像，置之坐位之間，這才開始誦讀招幽之經。打“幽冥鐘”據說可招致枉死者的靈魂前往草臺聽經，以受懺度。打“幽冥鐘”時，每誦經一遍，即叩鐘一聲，經歷若干時日，則對外宣稱死者靈魂，已經招來，她的家人可以看得見死者的靈魂。迷信之人在月色朦朧之中恍惚看見鬼影，于是互相附會，亦相互傳言真的看到了枉死者的鬼魂。此后便可誦超度之經。在草臺上打“幽冥鐘”的和尚或道士對外宣稱，只須再念經多少多少天，枉死者的魂靈出現時，必定會容光煥發，一改其愁慘之色而為快樂的神情。

　　在晚清民國時間，長沙民間迷信風氣是相當濃厚的，請僧道前來打“幽冥鐘”的人家，往往會在和尚道士所說靈魂出現的時候，前往草臺前觀看。在夜色朦朧之中，他們遙見樹影棲鴉，影影綽綽，并不分明，但也和打“幽冥鐘”的僧道一道信口附和，說自己真的親眼看到枉死者的魂魄出現了，因枉死而所懺度者，在傳說之余，從眾人口中儼然已經真正現形了，這無非是“緇黃之流”借打“幽冥鐘”肆口妄談以事誆騙，而迷信者樂于傳言荒誕的神鬼之事以求心理安慰而已。

　　據說，民國時期，長沙南邊的鄉下，某位婦女因難產剖腹身死，其家為使孕婦能得超度，因此為她打幽冥鐘。招幽之后，主持的和尚說死者已來，喚其夫觀看，并為他在額上朝下猛抹三下，說是“抹落火焰”，這位死者的丈夫遙遙遠望，果真看到一氣象愁慘的女鬼，冉冉由遠方而來，忽然登上了草臺，倏忽又不知其所往。這位丈夫內心十分驚異，內心思念已亡故的妻子卻以看得不太真切為憾事。第二天，浮屠誦超度經，又喊來亡者的丈夫，說死者顏色已變為舒展，再次抹落他的火焰，讓他去看已故的妻子，這回死者的丈夫真的看到了一個女子在草臺上出現，但那晚月色甚好，死者的丈夫說，現在登上草臺的亡靈似乎與她的妻子長得不像，尤其身材有較大區別。于是就問操辦法事的和尚。和尚說：人之容貌，死后本異于生前。這位丈夫內心生疑，但并不表現出來。第三天，和尚又請他來觀看他死去的妻子，這次這位丈夫仔細觀看，發現登上草臺的女子步伐凝重，并不像傳說中的鬼物走路是飄行。因此他趁著和尚還沒有反應過來，急速沖到草臺上追到人影跟前察看，忽然發現竟然是鄰近一位村婦。這位丈夫大怒，宣之于眾，操辦法事的和尚大感畏懼，立即從廟中遠走他鄉。遺留在草臺上的法器，也不敢前來收取。此事乃傳遍長沙南郊和湘潭全城，打幽冥鐘的風氣在晚清的一段時間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事件過去已久，人們對此逐漸忘卻，打“幽冥鐘”的風習重又在湘潭和長沙南郊一帶大為盛行。

　　不過，畢竟已進入民國，長沙地區城鄉居民民智漸開，鬼神之說與舊時相比其影響力大大降低，打“幽冥鐘”的風氣畢竟和晚清時相比已經少了很多。

　　又，凡是因難產不得不進剖腹生產的婦女，不幸在手術中亡故，為她所燒的一切冥器均與正常死亡者相同，但為她所燒的紙屋則必須做成雞籠之形狀，當時人已經不知其意何在，只知是習俗流傳。至20世紀80年代，長沙市南門口南墻灣有扎紙屋者，我們小時經過，看到他除扎有傳統式樣的房屋外，另外也扎過雞籠狀的紙屋，想必即是為難產者而扎的紙屋了。對于難產而死亡的婦女，辦喪事時，又往往有破血湖池的儀式，此處不述。

　　◆從族墓祖山到公共墓地;火葬場建成，改土葬為火葬

　　人死之后，最后的歸宿，迷信的說法是上天堂或入地獄。而實際上，已逝者最終的歸宿，大多數只是葬于墓地。

　　從長沙地區的考古發掘來看，楚漢時期，長沙城郊之外就有無數的家族墓地，長沙河西天馬山至風篷嶺等處，均為西漢長沙王的家族墓地；瀏陽河邊的馬王堆就是轪侯利蒼的家族墓地。今天已納入長沙城區的袁家嶺、杜家山(烈士公園)等地名，無不因此地系袁家、杜家等姓的祖山所在。1936年，有軍官盜賣杜家山的杜家祖山，即被長沙杜家控告，甚至請動了上海的杜月笙，最終破案。長沙和善化還專門為貧苦無依的人群劃出一些地方作為義冢區，專為貧民提供墓地，左家塘附近的妹子山，即因成為埋葬夭亡女性而著名。

　　到了民國時期，長沙城內出現新事物，長沙市一度將砂子塘等地劃出一些山頭來做為警察公墓、消防員公墓。警察不但建有公墓，且在岳麓山半山處建有專門祭奠殉職警察的警察紀念堂。

　　近現代以來，因為戰爭的原因，為湖南推翻封建帝建而在辛亥革命中犧牲的將士，在岳麓山中辟有專門墓地。在抗戰中浴血奮戰的死難將士，也建有專門墓地。

　　岳麓山二里半73軍墓，起先為長沙商會和民眾捐款給王東原率領的15師捐建的師屬墓地，埋葬有1930年與攻打長沙的紅軍斗爭中戰死的15師將士，后來此處歸為73軍墓地。抗戰時期，73軍所轄3個師，包括15師將士墓葬骨灰均埋葬在73軍墓地及其周圍。國共內戰時期，在萊蕪戰役中，因反共而戰死的田姓副師長及一些士兵亦葬于77師墓地及其周邊。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紀念爭取中國獨立解放而犧牲的人民烈士，湖南省在20世紀50年代修建了湖南烈士公園，設立了湖南烈士公園紀念碑，金盆嶺也設有烈士公墓區。

　　1952年，長沙首家火葬場在長沙南郊金盆嶺江寧公山動工，1953年1月落成。自此之后，長沙市民喪葬習俗，多已改土葬為火葬，而舊有的傳統殯葬方式，也多半改在火葬場的殯儀館中舉辦追悼大會。

　　◆舊長沙曾有死人旅社

　　舊時，長沙城內出喪，常將棺材抬往長沙南城外的書院坪往大椿橋、金盆嶺去的路上，這條南城外的古道也得了個雅號，叫做長沙的“黃泉路”。更奇怪的是，這條道路兩旁分布有很多“冷火秋煙”（意為冷落）的奇怪旅社，這些奇怪的旅社門前大都懸掛有文采非凡的對聯。

　　“薜荔驚秋，長沙舊是招魂地;梓桑展敬，浙水還謀歸骨期。”這是惜陰街浙江饗堂頭門聯。書院坪的蘇州饗堂門聯則為：“魂魄何之，遙憶吳門增旅感;春秋匪懈，長歌楚些薦馨香。”紫泥園門聯：”紫綬亦何榮，浮生若夢;泥丸封未得，且住為佳”。20世紀80年代，“長沙通”黃曾甫老先生亦記有長春園一聯：“長夜漫漫何時旦;春愁黯黯獨成眠”。黃曾甫老先生稱此為老長沙北門外長春巷長春園嵌字集唐詩聯。其實在1929年《湖南國民日報》上的《長沙南門外的現狀》一文，即刊載有長春園門聯，并稱長春園門聯也在南門外的“黃泉路”上。以上門聯均極典雅，但所吟場所卻非風雅的春花秋月之地，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人旅社。新中國成立前，頗有一些客居長沙的人不幸死在長沙城內，但又想把尸體運回原籍安葬，卻一時又不能運回;又或者是本地人死了，家人卻迷信風水，但一時半會找不到吉地安葬，因此他們便想要尋找厝屋暫時安放亡者靈柩。這種厝屋，叫做寄園或稱饗堂，俗稱死人旅社。

　　黃曾甫先生生前曾告知我不少長沙舊事，老人稱：長沙舊時有三類死人旅社：一是和尚拜佛之余，在寺廟空隙之地，經營寄放靈柩業務，如南門外的金剛禪院;二是外省會館設有專供本籍客死長沙寄存之用的公產厝屋，如惜陰街浙江饗堂;三是私人專門經營此項業務的，如南門外長春園及大椿橋附近鳳形園、長松園、紫泥園、金鳳園、鳳鳴園、春華園、古椿樹園、長生草堂等十余家饗堂。

　　長沙舊時寄園多數設在南門外，特別集中于今天書院路第一師范南面近郊附郭路旁。這些死人旅社房屋矮小，陰森潮濕，房間一間連著一間。有的一間屋內放存一具棺槨，有的一間房間放存幾具棺槨。租金及香火錢，由二三元至數十元不等，完全視房間大小和舒適度而定。據聞死人旅社的經辦者對尸體有一定防腐辦法，“靈柩任停多久，也不會散發臭氣”。家屬也可在清明、七月半等節日內前往饗堂祭奠已故親人。如存放過期，久無家屬理會靈柩，且長期不予支付租金，也不遷出埋葬等，寄園在聯系家人無果的情況下，可報告長沙專營喪亡的慈善機構，代為安埋于會館義山或叢葬的義冢山。當時浙江、江蘇、福建、陜甘、廣東各省公館，在長沙南北門外，都置有安葬同鄉的公山。新中國成立前夕，高繼青烈士被國民黨特務謀害，即葬在黃土嶺金庭公山。北門外九尾沖原制藥廠一帶，即過去福建會館四明公山。

　　寄園的興起與封建迷信有密切關系。如湘軍統帥曾國藩逝世后，其家人迷信風水，欲為曾國藩求得牛眠吉地，亦曾將曾國藩淺厝于金盆嶺郊野。后曾國藩家人找到坪塘龍伏山吉地，才將曾國藩與歐陽夫人合葬于坪塘。

　　舊時遺留下來的大量死者懸棺不葬、寄厝南門外的死人旅社，嚴重妨礙了新長沙即將開展的市政建設，且極度影響城市公共衛生。1950年，長沙市人民代表大會提議，取締“寄存死人”這項迷信業務。長沙市人民政府命市民政局會同各區人民政府，將長沙市大椿橋等處死人旅社存放的死人靈柩，全部遷葬南門口外遠郊的石馬鋪公墓埋葬，并禁止饗堂及寄園繼續營業。原有寄園、饗堂所有房屋，由當地街道興辦工廠，寄園原有職工全部轉業。僅同仁街椿樹園這一寄園創辦了同仁街小學。原本陰森森，迷信鬧鬼，影響環境的舊式殯葬風俗遺物饗園及寄園，自此在長沙徹底消失。

　　2.國葬黃興蔡鍔，一新全國耳目

　　◆長沙公葬陳天華、姚宏業“驚天動地”

　　清末，中國喪禮發生劇變，《清稗類鈔·喪祭類》載，“光(緒)、宣(統)間，有所謂追悼會者出焉。會必擇廣場，一切陳設或較設奠為簡，來賓或可不致賻儀”。在清末光緒年間，新型追悼會亦出現于長沙。

　 清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一(1906年5月24日)，因憤于國事分別自殺于日本大森灣及我國上海黃浦江的兩位革命志士陳天華、姚宏業兩人的靈柩運抵長沙。長沙學界、市民列隊迎侯，并為陳、姚二烈士舉辦了一場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新式追悼會，當時為追悼陳、姚，長沙學界和市民“先集各界于左祠(左宗棠公祠，其址在今湘春路長沙第二工人文化宮)，演說國事”，戴黑紗，并行三鞠躬禮。

　　追悼會上，同盟會員禹之謨、陳家鼎、寧調元強調陳、姚必須“公葬岳麓山，以彰義烈”。當年閏四月初七(5月30日)長沙全城各校學生及市民，全體發動，一時男女青年會葬者數萬人，高唱哀歌，隊伍長及十余里，分從朱張渡和小西門兩處渡河，“送之山陵”，“時值夏日，學生皆著白色制服，自長沙城中望之，全山為之縞素”，軍警皆呆立旁觀，不敢干涉。入葬時，會葬人眾一體在靈柩前行三鞠躬禮。

　　值得一提的是陳浴新在1948年《小春秋》專欄“識小錄”中對陳天華、姚宏業墓葬變遷記載甚詳，此則史料以前未見：清末志士陳天華和姚宏業雙雙投水自殺，震驚全國，長沙城更是一片沸騰。長沙人聚眾公議，商議應在天心閣為兩烈士舉辦追悼會，公葬岳麓山，湖南省會權紳卻為此議大嘩，認為如將陳天華、姚宏業葬于岳麓名山，不異助長革命黨人聲勢，當時陳天華所寫《警世鐘》《猛回頭》在長沙早已膾炙人口。時為湖南臬司兼學務處總辦的張鶴齡提出折衷之策，特別召集省城長沙各學堂負責人商議調停辦法。當時有人建議政府可花錢購買岳麓山外圍天馬山構筑兩烈士墓，并認為天馬山在湘江之西，與省城隔江相對，帆船上下可望數十里，風景絕佳，當可獲得全社會廣泛認同。張鶴齡馬上就以200元交給蘇鵬辦理此事，并與天馬山墓地所有者方氏侄兒方叔章等談妥。此后張鶴齡又在左宗棠祠開大會，報告買山替陳天華、姚宏業備葬一事。眾人對此頗不以為然，禹之謨反應尤為激烈，說：此事若向官方遷就，則今后民氣將更受壓抑，我黃帝子孫中華子民將永遠淪為滿虜奴隸，吾同胞將永遠淪為滿族奴隸。于是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七(即1906年5月30日)，長沙學界及市民將陳天華、姚宏業兩烈士合葬于麓山之陽。不久學生放暑假，長沙權紳趁此慫恿湖南巡撫龐鴻書奏請清廷密旨究治。于是拿辦并屈死革命黨人禹之謨，停辦有關學校，更將陳天華、姚宏業兩墓挖出，遷葬到麓山北坡荒草中。

　　長沙學界公葬陳天華、姚宏業于岳麓山，在清末民初影響極大。毛澤東在1919年評價此事道：這是“驚天動地可紀的一樁事”，“這次畢竟將陳(天華)、姚(宏業)葬好，官府也忍氣吞聲莫可誰何，湖南的士氣在這個時候幾如中狂發癲，激昂到了極點”(《湘江評論·本會總記》)。

　　◆黃興蔡鍔國葬岳麓山，誕生中國近現代國葬之禮

　　清末民初，追悼會等新喪禮在長沙出現后，到20世紀30年代，追悼會作為新喪儀在長沙城內一度較為流行，長沙城北湘春路甚至出現專用于舉行追悼會的特別場所殯儀館。

　　民國初期，為創建民國捍衛共和而立下巨大功勛的兩位湖南人黃興和蔡鍔雙雙猝然病擯。中國從此新出現了一種以國家名義為具有特殊功勛的亡者舉辦的國葬儀式，它是作為表彰對國家有特殊貢獻者的一種方式而出現。中國古代并無現代意義上的國葬，袁世凱逝世時，葬禮雖異常隆重，但并非國葬。只有到了黃興和蔡鍔兩位湖南英雄逝世，中國才真正出現了國葬這種為現代偉大人物逝世而特別制定的特別喪葬制度。

　 黃興和蔡鍔這兩位在辛亥革命史上雙峰并起的英雄，分別于1916年10月31日、11月8日病逝，震動了當時的中國，并促成1916年12月18日北京政府出臺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部《國葬法》，他們于1917年4月被國葬于岳麓山上，也為近現代史中國人操辦的首次國葬。今天回望歷史，人們不止對黃蔡兩位大英雄的逝去古感到惋惜和悲慟，更重要的是在操辦人生最后大事上，以黃興、蔡鍔國葬岳麓山為開端，中華偉人重大人生禮俗邁出了與世界接軌的步伐。

　　◆國葬舉行之日，長沙全城掀起“英雄崇拜”的狂熱

　　1917年4月12日，為國葬蔡鍔將軍于岳麓山的日子。

　　這一天，長沙暴雨滂沱，前來參加國葬典禮、冒雨執紼者，有數千人之多，送葬隊伍從城區中心的藩后街出發，經東長街(蔡鍔中路)，過貢院東街、貢院西街(今中山路)，轉福星街、西長街，出大西門碼頭，登中國汽船碼頭。

　　因長沙街道狹窄，參加送葬的人太多，傘具無法撐開，所有人均淋得一身濕透。尤其是長沙小學生在不停息的瓢潑大雨中，用稚嫩的聲音，一路唱著哀歌，送到大西門碼頭邊，情景感人。

　　上海報紙記載，國葬蔡鍔時的情形“足見人們崇拜英雄之心，至為懇切也。蔡公爭回人格，名震寰區;再造共和，功在后世。吾人良知不泯，故其崇拜之心，油然而生也。倘國人能推此心以自勉，豈獨蔡公含笑九泉耶，即此蜩螗沸羹之時，事亦可迎刃而解矣”。

　　因湘江風浪過高，巡船停渡，指揮人員勸學生隊送至河干一律回轉，各界代表選定人數乘船渡河，蔡鍔靈櫬由南成船拖載，繞道上水陸洲，轉小河，從牌樓口登岸，上岳麓山。

　　湖南都督譚延闿披雨衣，著皮靴，同外賓及各界代表，相攜上山。譚延闿作為民國大總統黎元洪的特派官，率同20余位官員在白鶴泉亭右上側所筑蔡鍔墓前，致祭并國葬蔡鍔。

　　三天后，即1917年4月15日，為黃興將軍國葬岳麓山之期。這天，天氣晴爽，長沙城內、湘江河干上，“婦孺爭睹，人海人山，幾無隙地”，“出殯時，經過街道，觀者之多，幾無語可以形容，一言以蔽之曰：凡沿街兩旁地面、樓頭為足所得立之處，無不填滿，此外尚有緣曬樓而登屋者，有攀掛墻壁上者，至于大西門外各碼頭則尤萬頭蠕動，無隙可容，與數年前黃公回湘歡迎時無異。今之視昔，感何如耶?”

　　長沙《大公報》報道盛況說，“小東街(今中山西路)口，某雞鴨店樓下，有一婦人手抱三四歲小孩附在該樓欄桿上。當軍樂隊經過時，欄桿折斷。該婦人及小兒墜下，落在下面人堆上，該婦人母子均無恙”。

　　當天選定的送葬隊伍，有7000人之多，隊伍從學院街原學臺舊署(今長郡中學校門一帶)出發，經南正街、紅牌樓、司門口、八角亭、南陽街、府正街、老照壁，到督軍署(今青少年宮)，轉小東街、福星門、西長街，出大西門，登船，上岳麓山，秩序井然不亂，令參與葬禮的西洋人刮目相看。

　　黃興的靈櫬，比常用者高大，上覆五色國旗及陸軍旗，用雙杠舁行，前后杠分為8節，每節16人。抬此靈櫬者，共128人。黃興靈櫬，不用長沙舊俗中常用的龍頭杠，而在舊刻龍頭龍尾的前后端處，以圓板交畫國旗及陸軍軍旗。

　　黃興靈櫬在長沙狹窄麻石街上共走了2個小時，才到達大西門碼頭，此時汽笛哀鳴，人們紛紛淚落，10艘小火輪載著黃興靈櫬和送葬人員，載往湘江河西。下午3時靈櫬方到達墓地，推入事先筑好的墓穴安葬。然后在墓前設祭壇，湖南督軍譚延闿代表大總統禮拜后，朗讀祭文，繼由各界代表一齊行禮。

　　黃興長子黃一歐在后來回憶國葬其父黃興將軍的情景時說，1917年4月先君安葬岳麓山，正是暮春季節，杜鵑花盛開，漫山紅遍。宮崎寅藏從日本遠道前來送葬，臨行時面許二事。一，來年要送櫻花樹苗幾百株，栽在先君墓地四周;二，在東京豎立先君的紀念碑。后來，第一件事沒有實現，而第二件事則是實現了的。

　　黃一歐先生說：“先君安葬三天后，我們夫婦同登岳麓山，將久原房之助送的一把古刀、武昌起義時先君任戰時總司令佩的指揮刀、生前用過的幾支毛筆和一個炮彈筒送入墓內，然后將墓門封鎖。”

　　值得一提的細節是，在國葬黃興期間，湖南第一師范24歲的青年學生毛澤東同蕭植蕃(蕭三)聯名寫信給來長沙參加黃興葬禮的白浪滔天(即宮崎寅藏，日本人，曾幫助和支持辛亥革命，與黃興關系至為親密)說：“先生之于黃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淚吊之，今將葬矣，波濤萬里，又復臨穴送棺。高誼貫于日月，精誠動乎鬼神。”“植蕃、澤東，湘之學生，嘗讀詩書，頗立志氣，今者愿一望見豐采，聆取宏教。”

　　毛澤東和蕭三聯名的書信刊印在《宮崎滔天全集》第一卷卷首，在長沙編寫《黃興年譜》的毛注青發現后，寫信向蕭三詢問此事詳情。蕭三于1979年5月31日復信說：“宮崎寅藏到了長沙，故我們請見他，但沒有見面，根據我的記憶，毛澤東同志青年時代最初崇拜梁啟超，喜讀《新民叢報》，后來知道有同盟會，對孫文、黃興非常崇拜，他多次談過，孫文、黃興是偉人。”

　　◆戴黑紗三鞠躬，軍樂隊奏樂，國葬黃興改良中國人致哀方式

　　國葬黃、蔡前一年，即1916年10月31日凌晨黃興將軍在上海病逝，11月8日蔡鍔將軍在日本福岡病逝。

　　兩位湖南人，一位“締造共和，首舉義旗，數冒艱險，卒底于成，功在國家，薄海同矚”，這指的是黃興。另一位“維護共和，不避艱險，苦心毅志，卒底于成”，這說的是蔡鍔。

　　黃、蔡逝世，震動全國，促成了1916年12月18日，中華民國國會出臺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國葬法》。該《國葬法》及致祭禮節，首先在黃興、蔡鍔的國葬上得以實施。

　　首先在選定墓址上，充分尊重遺屬的意見。黃興國葬因遺族不主張葬在首都，故黃興靈柩運回湖南安葬。當時黃興遺族選擇墓地時，有主張在岳麓山者，有主張在昭山者，有主張在近城一帶如陳家垅附近沈家山及北門龍洲者。但湘江瀏陽河口龍洲，系沖積沙層，地勢頗低，大水時在水線之下，作墓地不宜，被否決;長沙東郊陳家垅地勢枯寂，沒被看中;昭山為黃氏宗族祖山，宗族不同意安葬黃興，只好放棄。最終黃興墓地確定在岳麓山。

　　國葬也較尊重遺族選擇的喪禮形式。1917年1月1日、1月5日，蔡鍔、黃興靈柩分別運回長沙，人們即發現黃、蔡兩家實行的喪禮不同。

　　1917年1月5日長沙《大公報》說：“蔡公之喪用古禮，黃公之喪用西禮。”一些人對這兩種禮儀有不同意見，長沙《大公報》記者解釋：目睹蔡鍔將軍遺屬，遵從古禮，麻衣如雪，稽顙盡恭，可以勸導國民敬孝之忱;而觀察黃興將軍遺屬禮服黑紗，鞠躬致敬，可以示國民除舊布新之意。兩種做法都是同一種悲哀，都沒有錯，不得“以禮有古今，而生軒輊”。

　　到了國葬出殯之時，上海報社記者記錄：“黃公出殯情形，與蔡公不同之點，大約有二：一、蔡公遺族均著白色孝服，其他如紼布圍攔等亦均白色。黃公則概用青色。二、蔡公靈櫬系用紅緞繡花圍幔。黃公靈櫬則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布包裹。此外各項，均無出入。”

　　在黃興、蔡鍔國葬葬禮進行時，長沙全城市民放假一天，下半旗，致哀儀式采用戴黑紗、三鞠躬、九鞠躬等致哀方式，出殯時用軍樂隊奏樂。

　　自黃興、蔡鍔舉行國葬儀式起，新的哀禮形式，如戴黑紗、三鞠躬、軍樂隊奏樂等形式，自此開始在中國人的喪葬禮俗活動中得到廣泛實施，并成制度推行，并成為時尚，從大城市深入到偏遠城市，甚至融入鄉村祭禮之中。舊禮俗中的一些致哀方式開始改變。黃、蔡國葬岳麓山，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喪葬西俗與東方習俗的融合。

　　關于國葬形式中吸收西方葬禮形式，當年制定《國葬法》和國葬禮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湖南湘陰籍范源濂等人，在1916年11月3日議定黃興國葬優恤禮儀體例時即特別提到：“(甲)仿效美、法先進共和國施行之先例，(乙)參照英、日崇拜偉人禮儀之一部…… 考察主要是日本、英國及美國等國形式而制定。”

　　1917年4月，黃興、蔡鍔國葬岳麓山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從體制上也改變了中國人傳統喪葬形式，從1917年開始，中國喪葬分為國葬、公葬及一般追悼會、追思會等形式。

　　◆小貼士：黃興、蔡鍔國葬大事記略

　　1916年10月31日，革命元勛、前陸軍總長、南京留守黃興逝世于上海。

　　1916年11月2日，民國總統黎元洪獲悉黃興病逝，至為震悼，派代表致祭，給治喪費2萬元外，復令交國務院從優議恤。

　　1916年11月8日，前云南都督、四川督軍兼省長蔡鍔病逝于日本。11月28日，總統黎元洪以蔡鍔維護共和，不避艱險，令追贈蔡鍔陸軍上將。

　　1916年12月18日，北京國民政府公布首部《國葬法》，其第一條稱，“人民有殊勛于國家者，身故后，經大總統咨請國會同意，或國會之議決，請予舉行國葬典禮”;第三條稱，“國葬墓地，由國家于首都擇定相當地址，建筑公墓，或于各地方擇定相當地址，修筑專墓，或由死者遺族自行擇定塋地安葬，均由國家建立碑銘，以表彰之”;第七條稱，“殯葬時，所在地及經過地方之官署及公人團體均下半旗，并由國家派遣軍隊軍樂護送”。

　　因黃興、蔡鍔之死而成的這部《國葬法》，是邁向近現代化的中國的第一部《國葬法》。

　　自此以后，與世界接軌、具有中西融合特點的國葬、公葬、追悼會等新式葬禮在中國推廣開來，并逐漸取代注重厚斂的舊式葬禮。

　　又，1930年10月7日，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通過第二部《國葬法》。

　　1916年12月22日，《國葬法》經中華民國國會通過后，首先議決國葬故陸軍上將黃興及追贈陸軍上將蔡鍔。本日，總統黎元洪令予黃興、蔡鍔國葬。

　　1917年2月24日，內務部呈擬國葬、修建專墓及致祭禮節。此事因蔡鍔將軍已經湖南官紳及遺族選定岳麓山為葬地而起。

　　內務部總長、湖南湘陰人范源廉呈黎元洪總統所擬定禮節一文中稱：“國葬大典，事屬創行，不得不審慎周詳，以期妥協。竊維前代(指清朝)賜葬之禮，等級區分，體制已不適用。謹考中外情形，擬具專墓辦法，并致祭禮節，由部提交國務會議公決。”本日，國葬修墓及禮節通過。

　　1917年4月12日、15日，故陸軍上將黃興、追贈陸軍上將蔡鍔在長沙舉行國葬典禮。4月12日蔡鍔國葬于岳麓山萬壽寺(今麓山寺)上方，4月15日黃興國葬于岳麓山頂月亮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