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楚強悍民風，史不絕書

　　長沙古為三苗之地，春秋戰國為南楚之域，直至唐宋以前，長沙及湖南之域，雖早已納入大中華文化版圖，但長期以來處于華夏文明邊緣地帶。長期以來，長沙先民多民族雜處，楚文化在南楚之域盛行不衰，巫風彌漫不消，與湖湘山水人文共同形成浪漫詭麗特殊的民俗氛圍，影響至今。

　　“習俗移人，如風之動物”。民俗與民風，緊密相連。湖南民風，是湖南地區人類群體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具有趨同性的風俗文化，換言之，湖南民風就是湖南人集體心理和集體性格的反映。

　　對于湖南特殊的民風及湖南人的特殊的性格，歷來人們多有評論。尤其近代以來，湘楚人物蔚興，湖南民風及湘人性格，引起人們廣泛關注。

　　關于湖南人的性格，近年有人著文稱：“湖南人號稱‘南方的北方人’，性格張揚剛烈，脾氣像辣椒一樣火爆……”重在說明湖南人強悍火爆性格的鮮明和突出。

　　◆兩千多年前，有“楚人剽悍”之說

　　中國遠古文化重心多在北方，中國早期歷史典籍對湖南民風記載多未具體到長沙一地，多籠統以“楚”、“南楚”、“湖南”指稱湖南。

　　《史記》即稱：“楚人剽悍”，又曰：南楚“其俗剽輕，易發怒”。所指楚及南楚包括湖南。

　　《隋書》稱湖南民風“率多勁悍決烈，蓋亦天性然也”，更進一步指出：潭州“其俗輕剽”。隋代潭州，就是今天的長沙，這是史書中對長沙地方民風較早的記載。

　　進入宋代，蘇軾的弟弟蘇轍稱：“荊湖之南，地遠而多險，民悍而喜訟”，說的仍是湖南人性格的強悍，此時湘人已有“喜訟”之名，已萌出善辯好爭的“長沙里手”苗頭。

　　南宋時期，有不少湖南地方官文得已保留，湖南地方官員對湘江流域的首府潭州(今長沙)的民風，多稱長沙“民最喜訟，最難治”。

　　南宋李曾伯在《潭州諭俗文》更稱：“(長沙百姓) 或本無深隙拳手遽交，小有間言挺刃相向……率以一朝之忿，陷在三尺之科”，看來那時長沙民眾，一言不合即以武力相向;又，衛涇在《潭州勸農文》中稱“今或以十金之未償，或一語之不順，便相殺害，不死不休，累及干連蕩破家產”，又稱，南宋時期長沙民風“尚氣強悍”。因愛使用暴力，李曾伯只得嘆息稱：“習使之然，良可嘆也。”長沙民間喜斗，可見一斑。

　　進入明代，長沙地區強悍民風，與南宋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些官員赴任長沙，即有師長友朋贈別作文，特以長沙民風強悍相告誡。

　　明代金幼孜《贈歐陽太守之長沙序》稱：“(長沙)其人勁悍決烈，尚勇而好爭，非得疏通練達、介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倪岳《贈長沙府知府王君赴官序》稱長沙之地“其士習，則好文而尚義;其民性，則決烈而勁直。故習之相近，固多問學志節之風;而性之所染，亦多豪獷桀驁之態。”可見長沙人既能文，也能武；既愛問學，講求志節，亦不乏桀驁不服輸的性格。復旦大學張偉然老師對長沙人性格多有研究。

　　◆湖南人突出的斗爭抵抗精神

　　到晚清時期，湖湘子弟在湘軍統帥曾國藩、左宗棠等帶領下，沖出洞庭湖(“出湖”)，進入已被戰火摧殘的中國文化和經濟曾最稱富庶的東南，與太平軍進行搏殺，一些湖湘子弟，由此開闊眼輵，甚至想要走向世界。曾國藩領導的湘軍集團以保衛中國傳統儒教文化為號召平定太平天國起義后，一時間，東南財賦，盡歸湖南，此時湖南民風民氣亦大熾。致力于湖南維新運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一月七日電文中評述晚清湖南民風時即稱：

　 “自咸豐以來，削平寇亂，名臣儒將，多出于湘。其民氣之勇，士節之盛，實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義膽，敵王所氣，不愿師他人之長，其義憤激烈之氣，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為最。”

　　晚年久居長沙六堆子的湘陰郭嵩燾則心懷怨氣毫不客氣指責湖南為“愚頑之鄉”。當時以長沙為中心的湖南，抵制外來文化侵略最力，有“鐵門之城”之稱，其頑固守舊，與其義憤激烈之氣，同時聞名中外。

　 一些晚清時期進入長沙進行考察的外國人，此時也特別注意到湖南這一中國最富魅力的地區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獨特民氣和性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人李希霍芬兩次行走于湖南進行考察。他在其所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書中評述稱：“湖南人，為長期保持獨立的一個種族的后裔。中國軍人主要出生于湖南，尤其很多官員也出生于湖南。他們忠實、正直，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加上粗獷、反抗心，均為該省居民十分突出的性格特征。中國軍隊主要兵源來自湖南，相反在銀行業、商業界則看不到湖南人……湖南人的賢明、誠實、率直，不僅表現在嘴上，更表現在行動上。他們維持著中國人中最保守、最古老的習慣和信念，重視家庭內的培養，對犯了過錯的人所處的懲罰，比未開化的人更嚴酷。他們極度厭惡對事物馬上革新，他們認為那是受外國人影響的緣故。湖南不僅‘出產’中國最優秀的軍人，這里也是政治家的搖籃。近代歷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幾個都出于湖南”。

　　李希霍芬還將湖南人與江西人進行了比較：“江西人與鄰省的湖南人明顯不同，幾乎沒有軍事傾向，在小商業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愛，掌握著長江中游、下游地區的大部分小商業。湖南人沒有商業精神，而軍事精神十分突出。江西人則缺乏軍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對計算的興趣和追求利益的思維敏捷。”

　　李希霍芬要強調湖南人的眾多優點的同時，也強調湖南人具有保守的一面。

　　但不久之后，晚清中國遭遇甲午戰敗，一直以來在湘人心目自我感覺良好，號稱“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湘軍，也在甲午之戰中遭遇慘敗。此時長沙城內的不少讀書人捶胸頓足，痛心疾心，以萬分的負罪心態自承責任，在報紙上號稱“甲午的戰敗，實是我們湖南人害國家的”(《湘報》九十四號)，在中華民族的危機中，湖南人再度表現出民性民風極度剛烈剽悍的一面，湖南人以“救亡”“變法”為己任的士風民氣高昂到極點。在湖南巡撫陳寶箴帶領下，湖南人在全國率先實施起湖南維新變法運動，號稱中國最保守、最頑固的“鐵門之城”，轉而一變而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當然，長沙城也成為當年中國改良派和保守派斗爭最激烈的城市。新黨和舊黨均表示要改革，但方式卻完全不同，所同者，是兩者均表現出湖南人性格中的強悍、獨立、敏銳及頑強的斗爭性。

　　湖南人的好斗，在民國時期，亦有反映。民國二十二年(1933)國立清華大學考察團來湖南進行考察，其報告書即稱：“(考察團)一入長沙，即深覺湖南之團結力特別堅強……然，同時亦(覺)氣量褊狹……吵嘴打架，殆屬常事，民風慓悍，殆即以此。”

　　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則認為湖南人的強悍，是戰士的表現。稱：“湖南人則勇武耐勞苦，湘軍固已聞名全國，蓋為古時楚國戰士之后裔，具有較為可喜之特性。”

　　隨著抗戰的爆發，湖南軍民在抵御外寇戰斗中做出巨大犧牲，湖南人民英勇頑強、不屈不撓的抵抗精神，長期以來獲得全國人民由衷贊許。

　　◆ 湖南人剽悍民風形成的原因

　　張朋園先生在《近代湖南人性格試釋》一文中說：“解釋湖南人的性格，以血緣說及地理說最為常見”，血緣說以為這是不同民族通婚、血緣混雜的結果，地理說則主張地靈人杰。張朋園認為湖南人剽悍性格形成的因素，既與地理有關，也與歷史上的移民、經濟斗爭有關。前者在于交通之是否方便，后者則指“大量移民的結果，斗爭激烈，生存不易”。

　　然而，民風的養成，或湖南人性格的形成，卻并非是純地理原因造成的，也不是一直以來就一成不變的。在湖南鄉邦地域上生活過的古圣先賢，他們的人格精神累積起來，也會讓后人們不禁追慕、效仿，湖南人的內心形成的一種眾趨人格(modal personality)，也可歸入民俗民風范疇。早年楊度所作的《湖南少年歌》開頭便追述湖南先賢，再抒寫湖南后進被振起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些詩句，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和鼓舞作用。

　　維新變法失敗，瀏陽人譚嗣同流血菜市口后，又一位瀏陽人唐才常等又發動自立軍起義。此后辛亥革命，湖南立憲自治運動，北伐戰爭及大革命，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包含湖南省會長沙在內的一代又一代湖南人，不惜拋頭顱撒熱血，以湖南人不服輸不怕死的強悍性格，努力與全國人民一道建立起一個新中國。

　　總而言之，湖南的民風民氣及其強悍的性格，為地方風土人文镕鑄而成，近現代史上令人目不暇接的湖南人參與的重大歷史事件，也不斷強化了湖南人堅強不屈的性格。湖南人的強悍既在打破一個舊世界，也在維持一種新秩序，直至努力去創造和建設一個新中國。